钱冠连

从198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到出版四本专著《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及2004年这本《家园》，大约经历了18年。但是开始正式接触语言学文献还要从1986之前的三、四个年头（大约是1982）算起，我学习与研究本真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历史就应是22年左右。忝列语言学研究者之中，那得承认，是一个天助与自助的过程。研究学问的人与朝圣者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者，都必须虔诚，每一步都得五体投地；不同者，朝圣者早已锁定了圣地作为他既定的目标，而研究学问的人却要在路途中反复摸索，才能定下目标。

因此，下面的叙述与回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范例”，这只是外语学者的许多路子中的一种。

我的学养与准备，是逐渐接近语言学的，无意中走了一个由博（学、涉）到专（外国语言学）的路子，也属必由之路。现在回忆起来，人的一生干什么，不干什么，是由个人素质与社会需要的磨合（密合，也叫“走合”）、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输入与输出的配对诸种状态决定下的。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天意”，个人的素质准备与社会的需要、偶然与必然、输入与输出的状况便是天意之一种。

1939年，我出生在湖北江汉平原的一个水乡泽国：仙桃市（过去叫沔阳县）沙湖镇。境内是一个湖连着另一个湖，一条河串着另一条河。故乡因其荒野而神秘，因其生态的多样而富饶。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并非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商家。生意上，他不算叱咤风云，在读书上却有割不断抛不开的兴趣。他对唐诗宋词、《三国》、《水浒》，极为熟悉，我在少年时代得其益，应在点点滴滴的浸润之中。更为幸运的是，家乡父老特别喜欢开办各种文化盛事。常年不断的戏班子唱戏、各种节日的精美宏大而且美仑美奂的街头表演，伴随我渡过了如痴如醉的童年。在月光下进行的街头巷尾的激烈、狡诈、狂热的“巷战”中，往往我是一方的“司令”，这让我习得了人生的游戏规则。童年时代的五大项——吃喝玩乐睡——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完成。不消说，故乡的每一项文化活动，都成为其子孙吸取灵气的源泉。在我日后的学术专著甚至是纯演绎的理论著作中，下意识地、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处鲜活与生动（不少读者都发现了这一点），大概是无意中释放了仅仅属于故乡早年的那种丝丝灵气。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对故乡魂牵梦萦，对父母常常缅怀的缘故吧。

我在当地读完了完全小学（四年为初小，六年为完小）。数学成绩并不太妙，四年级期末考试，只得了62分。作文成绩一直不错，好多文章都被先生当作范文点评。记得有一次区政府在乡村召开一次土地改革的动员大会，我还被老师推上台代表小学生在会上讲了话，没有带讲稿，居然还未闹出乱子。如今，我教课尚能抓住学生，大概是因为从六岁就开始起步锻炼当众“演说”的缘故吧。读小学时，不仅喜欢语文，甚至更喜欢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等课程。从四年级起，每个学期总成绩，必是前三名，但从未上过榜首，皆因记忆力不怎么好。语文课老师吴玉清（从夫姓杨，专教一年级新生，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娓娓动听地讲述着牛郎与织女）、肖寿喜与杨元公、自然课老师戚名儒、音乐课教师岳松云诸位先生，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自然课的上课铃声，是令我们最雀跃的召唤。戚先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勇于提问，勇于发言，他说：“提不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于是我问：“那么小的瓦片，丢在河里要沉，那么大的轮船[1]，为什么不沉？”于是课堂上争得一塌糊涂，然后由他作总结。在他的课堂上受到的启发，与我日后读到的马克思名言“对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感到兴趣”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的读者大都能在拙著中发现语言之外的知识结构，这得益于从小学起这些高水平老师的指引。这是我1953年前所受到的小学教育。

1953－1955，我在县城读初中。这个学校，便是如今高考率屡上全国榜首（虽然以高考论英雄是全局性的失误）的沔阳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我因为家庭境况变得困难，时常被通知“停伙”（不给开饭了），却对功课非常投入。我的成绩一直平常，在年级算不了佼佼者。个头不高且耐力不好，一登高心就发慌，体育活动我上不了场。虽然音准是强项，但歌喉并不嘹亮，于是音乐方面也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语文课成绩一直很好。记得有一个小个头姓蔡的同学问我，“伙计，你怎么一考就考个90分以上？”作文经常是受夸奖，而且，我还能提前猜中自己某一篇作文一定要受表扬。有一次自由命题，我描写了家乡经常闹水灾的荒凉景象，戴深度眼镜的刘老先生在评语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在：“语言像蜂蜜。”当时年少，不知这是老师在鼓励，还把这句话当真了，偷偷乐了好长的时间。后来的朱大勋先生执教语文，他那神秘的渲染，欲擒故纵的教学艺术，令人神往。由此，我老想当作家。这个作家梦，梦了好久好久不醒。先是当语文课代表，后来还当俄语课代表。教俄语课的老师身躯宽大，第一次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周斯宁。他那略带沙哑的四川普通话说道：“周恩来的‘周’，斯大林的‘斯’，列宁的‘宁’”。就从他那里，我迷上了外语，如今我吃上了外语这碗饭，就此发端。帮他当辅导的是一个流落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白俄女人（当地人背后叫她为“俄国婆子”），她一上课就开始带我们朗读，一直念到我们口吐清水，饥肠辘辘。这样，我们从小就学到比较地道的俄语腔，后来上大学时，我在全系朗读比赛中得第二名，班上有事总是派我与苏联老师周旋，与此不无关系。周先生一开始根本不教发音理论，一上来就教课文，到了下学期，回过头来教拼音规则，竟势如破竹般地顺利。这学期开头第一次课，他在先未教读的情况下点我的名，让我读出ПИСЬМО，我竟然能脱口而出，这也不算奇怪，因为他让学生积累了相当多的音感，学生多少能自己摸到一些拼音规律。在初中三年，我的数学还是不太好。这个时期，我更喜欢物理等课程。有一次物理期中考试过后评讲，罗老师在评述到怎样增加摩擦力这一道题目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题目满分是5分，你们都答了书上说的两个方法，本来都可以得5分，但钱冠连却多答出了一个办法：以加大物体本身的重量来增加摩擦力。那你们只好得4分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一直记着并引以为荣：1954年发大水，在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逃水灾集体转移到了天门县杨林乡，有一次我和弟弟去买米，回来时，为抄最近距离，走下了汉水边的一个很大的河湾，不知道那是一片沼泽泥潭，越陷越深，终于惶恐起来。可是，我想起物理学上压强与接触面积成反比的道理——接触面积大，则加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我们弟兄俩便开始平趴于地，以增加与沼泽淤泥接触的面积，匍匐前行，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终于安然通过。这一次经验，让我记住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岂止是力量，还是求生的必备条件。从此以后，我对知识、学问、难题的渴求、钻研与攻克，仿佛变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人生乐事。后来的1993年，我徜徉在安得卫普街头（那时我受国际语用学会之邀做合作研究），看见一家家公司或者企业或者大学的电脑面前，晃动着一个个神气十足的白领人物，我的脑子里立即跳出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它的办公室，它的交椅，只是为有智力的人准备的。这种对知识对学问对难题的乐观心态，直接导致了55岁之后还决定深入西方语言哲学领域这样的学术冒险，好像真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么一回事。

1955－1958年，是我在湖北荆州中学（原来称为江陵高中）读书的三年。这三年是我继童年幸福时光之后的另一段美好时光。荆州是一座古城。城墙、城垛、美丽的夕阳，本身就是一首诗。不需要感叹，如血的夕阳被满天的红霞浸泡得扁扁的，在傍晚时分沉入云海，这就是一个美丽的感叹号。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上一所好中学，遇上一个好校长，得几个好老师，是人生第一大幸事，都让我遇上了。在那所学校里，几乎感受不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在高三时，老师让我们做好升学与劳动的两手打算，那时的流行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们躲过了应试教育的一劫，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可以完全凭着兴趣与志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塑造我们自己。重视知识结构的平衡发展，同时不忘对擅长的项目加大钻研的力度。从高中开始，我已经尝试“研究”性的学习了。我的“研究”意识唤醒得较早，这起始于一次讲座。当时的教导主任傅源远先生教导我们今后读书（他不敢要求青年学生“做学问”，这三个字是那个时代的避讳词，那时正处“反右”运动的前后）要善于联想。我后来发现，正是这个“联想”，使我追求原创性思考时，有了一种可行的思考路径。在仅仅解释别人的东西时，不需要联想。只有在企图突奔出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才会有联想的要求。联想导致悟性，导致开窍，导致突破。什么是悟性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找出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便是悟性好。好的悟性一定是建立在浩博厚实的中西学理与各种横直的联系中。

[1] 故乡有一条河叫通顺河，每年涨水季节，从汉口到沙湖镇，可通行轮船，一种当地人叫“草鞋板”的小火轮。我的问题由此而来。

后记：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