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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作文竞赛中我的散文“暑假日记”与另一位同学的诗作“我多么想变成一只白鸽”双双“蟾宫摘桂”。我的俄语学习继续深入，在毕业时，已经有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研究性质的练习——总结出一套俄语动词接格关系一览表，可是并没向老师展示。很巧的是，教我们俄语的，又是周斯宁先生（我考进高中，他亦同时从沔阳中学调到了荆州中学）。他很重视口语训练，我是他常常提问的一个学生，但不敢断定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在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我几次看望周先生时，他坦率地问道：“你当初读高中时，外语成绩并不特别突出，为什么现在却有成就？”我回答，“成就”二字我实不敢当；但我读书时所有的功课都不偏废，但都不错。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有潜在力的素质。现在的高中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升学，忘记了最根本的能力是创造。在高中阶段，我尝试研究式的学习方法，不止于一门学科。有一次，历史老师熊先生发现我的历史笔记很特殊，把历史事件的线索理得比较清楚。他向全班学生说，“钱冠连的学习方法值得总结与推广”。在回答昆虫的保护色是怎么形成时，我搜集了一些昆虫标本，并附加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便有了一点研究的味道。但是数学成绩有一次历险：纯推理性质的三角学平时考试时有两次不及格，我很紧张地想：难道要我补考一门才让走出校门吗？静下心来之后，期末考试之前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做，在做完全部习题之后，我终于摸到了三角公式推演的规律，在毕业考试中，连班上的数学尖子都未得满分，我却得了满分：5分。同时，我也是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在高中毕业之前，中国的古典名著已经基本读完了。最后，在填写高考自愿表时，许多学生不愿报考文科，班主任在动员大家报考文科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认为报考文科的人功课都不大好，这不对。钱冠连就挤进了我们江中的前十名，连我也没料到。”他用“挤进”这个词，表示了他的意外与惊讶。我知道他是根据教务处对全部学科成绩的统计说话的：前九名都是报考理工科的学生。我能“挤进”，说明我知识结构还合理，这让我终生受用。但是，我并未刻意追求进入前十名。如果一个学生刻意追求名次，他就会在记忆力上与人死拼，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到创造力上，到头来就会落入死板的陷井。当初令我胆怯不敢报考哲学系的唯一障碍是：我的数学不好。如果当初我报考了哲学系，我可能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不会在55岁以后才把西方语言哲学当成主攻方向了。

对于今日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我在高中阶段所做的最有“后眼”的一件事是，认真地研习了古文。语文先生兼我们的班主任张守先，老是对我们强调背诵古文的长远意义。频繁地把深度眼镜取下又戴上的张先生说：“趁你们年轻记忆力强的时候，好的古文篇章一定要背，背了的日后受用无穷，不背是要后悔的。”我听了他的话。好多古文直到现在我都能背颂出来。我的一点点古文功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奠定了。读者可从我的四本著述中，会发现我大段地引用孔子、庄子、老子、刘勰、禅门公案、钱钟书《管锥编》及《谈艺录》，也会发现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中涉及了汉语句法。这样做的胆量，一半来自“即便古文用错了受人批评也是好事”理念，另一半则是来自面对古文我还不是完全地昏昏然。这里，又触到了我们外语学人的一个痛处：不精通母语的外语学者，往往只能解释外国语言文献，不敢对汉语深入“腹地”或者探其源头（即使愿意以汉语为语料的学者也不太敢引经举典），到头来是不会对语言的规律做出重大发现的。道理很简单：对外语的感受，你天然不及洋学者，于是你的外语研究只能从洋人那里零贩碎运，最终你的研究上不了洋人的船；对汉语的感受，你又不及汉语学者，于是你的语言研究也上不了同胞的船。这样“洋不就、土不成”式的两不沾边基本上就是中国外语学者的现状。像吕叔湘、王力那样的智者，突破了两张皮的局限，英语和汉语都精通且以汉语为主，一举而有大成。赵元任是另一种光辉的典型：作为中国人，先精通了母语，出国后又谙熟了英语以及种种欧洲语言，以自己的出色的理论创造的成就（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当上了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这三位先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要想从“洋不就、土不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外语学者在进行外语研究的同时，必须精通自己的母语。“外语学者”在任何时候都不意味着母语水平不高是理所当然的。

我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是在1958－1962这四年。上的是俄语专业，学过的功课先后有俄罗斯文学、俄语语法、语音学、词汇学、历史语法与教学法。教词汇学的是揭秉让先生（后来他当上了系主任），讲授精致而深入，教材是他自己编的，教材负载着他自己见解，这就无异于告诉学生怎么做学问。教历史语法的是杨隽先生，他在一个一个的英语词、德语词、俄语词、法语词中串门，透过音变找到哪是源，哪是流，令人眼界大开，兴趣盎然。在他的课堂上，尽我所能地迅速笔录下所听到的一切，说明着迷之深。这两位先生开课都只一个学期，却是对我进行了语言学入门导读。语言学在一般人心目中，枯燥乏味，我怎么能如此一往情深？这得力于揭、杨二师的早期引导，让我得其趣，尝其味。我对语言学不经意地闯入，由此乃滥觞。二年级开始课后阅读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查词典不多，再往后读ВОЙНА И МИР（《战争与和平》），大段的法文读不通，只好丢掉，需要查看的俄语生词并不十分多。至于根据汉语翻译过去的俄语读本，用不着查词典就可以顺利地读下去。阅读上的顺利，得力于初中高中的俄语底子。但是，毕业的那个时代（1962年）没有硕士、博士可读，当然我也就没有受过专门的、严格意义上的linguistics训练。我迟迟不能直奔语言学，这是第一个延误。这样，俄语语法、词汇学、语音学、历史语法与教学法，就算是我学习与研究语言学的原始积累。

在大学阶段还做了一件有长远意义的事：弄到一份长长的世界文学译著书单，其中以俄国、英语、法国的译著为主。我居然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华中师大图书馆的藏书量是不小的。到毕业时，对这几个文学大国的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英语与法语的翻译只是让我触摸了其皮毛（读译文与读原文，媒介不同，给人感受出来的距离，何啻千里之遥），而对俄国的三位大师（Л. Толстой, Пушкин，Чехов）与一个名人(Горький)却有了深入的阅读体验。像这样阅读的学生是要冒险的，果然，我就被内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我们始终没能弄清红专道路怎么个走法），到了三年级党总支书记在学生大会上点名为我平反，我还有点后怕。其实当初，也感觉到了向我扫射过来的批判的目光，但管不了那么多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吸引力确实是巨大的，而任何一个对人类的智慧稍有钟情的大学生，都不能不被吸引。说到大学生活，还有一件温馨的回忆令我常常感怀。上面提到的词汇学教授揭秉让先生，作为系主任，也是我教育实习时的辅导教师，他在总结成绩中给我最高评价的同时，还在背后向团支部书记打听，“钱冠连申请过入团没有？你们找他谈过话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潜台词是出于温暖的关怀。后来我被打发到湖北的“西伯利亚”工作之后，他于70年代初趁出公差之便，还两次看访尚在“炼狱”中接受焙烤的我。2002年大学同窗40年聚会时，一大群老学生去看望他，当着满满围坐的老同学，我以商量的口气问大家：揭老师靠什么受到那么多学生与同事的尊敬？然后又试着回答：在那样的以极左为进步的时代里，他却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中给出了不露锋芒的人文关怀，人性的关怀。那种悄悄地关怀，没有光芒四射，却深含着暖意。大家赞同着，叹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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