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在第三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南昌会议（1998）上，本文作者曾指出英汉两张皮问题（吕叔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
比“两张皮”更严重的问题是，“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王宗炎：“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依然存在；引进效果不错但自己的创造不够；外语学人的一个历史重任是，拿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出以汉语为语料的支持语言普遍规律的学科著作。为此，我们就得：一，弄懂“隔壁人家的事情”；二，下工夫加深汉语修养；三，将前者化入后者，拿出自家的东西来。这个发言后来以“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为题发表在《外语研究》（1999/
3:5）上。
两张皮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与重视（第四届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厦门会议即将以此为大会主题之一），在大连99全国博士论坛期间，杨自俭在“方法论漫谈”的报告中谈到了两张皮，并问道：中国的外语学者回归汉语研究是不是一个规律？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可循？
上面的问题相似于两个暗示性的提问：是不是汉语研究发展的必然规律引导着外语学者走上了回归研究汉语之路？外语学者回归母语研究是不是比不能利用外文文献的母语研究者更有成就？（说白了就是：学外语出身的人回去研究汉语是不是比不懂外语的汉语学者更有利？）
通过三个案例研究，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并着重指出：
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的三个标志与重要意义；
中西语言学比较与双吸收效应；
两张皮是怎样产生的，应该如何在培养体制上解决问题。
1.
三个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的案例研究
“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三个标志是：（一）谙熟术语。即对与自己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外文文献中的术语的含义清楚明白地理解。对外文术语不清楚，不明白，就是有障碍，并且是最大的利用障碍。这一条最难，因为术语是一门学科学术思想的结晶，不懂术语就是不懂那一门学科。所谓外行就是对那一门学科的术语不熟（这里说的是科学，不是技术）；（二）准确淘出新信息。即能熟知已知信息尤其是准确抓出新信息。辨认不出外文资料里的新信息就是有障碍。吸收新信息是目标，因此这一条最重要；（三）检索外文速度与检索汉语的习惯速度持平。后者快，前者也快，是高水平，后者慢，前者也慢，也是他的正常水平；但是，若检索外文的速度低于汉语的习惯速度，那就是外文阅读水平低下，因而利用便发生了障碍，即是有障碍利用。为什么不以绝对速度论快慢而以习惯速度论快慢？因为不同的汉语研究者对母语的阅读有不同的习惯速度，有人边阅读边思考，边作笔记，写批语，做记号，这种慢，显然不是因为阅读水平低下。有人习惯一读到底，但回过头来再作检索工作，仍然花费了时间。
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的三个标志是：（一）谙熟术语。（二）准确淘出新信息。（三）检索对方语种速度与检索母语的习惯速度持平。在以下部份中，我们会发现，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最关键的条件是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
现在，我们进入三个案例研究。
1.1语言学界的大师赵元任学术经历（取材于“我的语言自传”（赵元任1985），方括号里解释取自《中国翻译家辞典》[1]，两个原材料合并时，文字由本文作者作了稍微调整）
大约1910年前两年，赵元任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开始读英文。三年预科没读完，游美学务处第二批招考，投考清华的官费【即宣统二年七月，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55】。同时，还自修了一阵子拉丁文。
1910年出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专修数学，选修了德文。并跟一个国际函授学校学法文。在康奈尔大学从语言学方面来讲最要紧的一科就是语音学。这是他第一次学国际音标的时候。转到了哈佛的研究院，名义上专修哲学，但是上了很多的语言的科目。虽然没有语言系，但是已经有语言学入门的一科了。也选了梵文。博士读完回到康奈尔教了一年的物理。
【1914年夏，获两学会荣誉奖，又谱笛调一曲，以西乐谐声和之，甚得大学琴师称誉。同年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康大修读哲学，继转读哈佛大学。1915年10月，任中国科学社第一届理事。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翌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教授。】
后（1920年初）奉召回清华教物理。为罗素当翻译（罗素到北大、师大演讲，题目是数理逻辑与方法论）。民国九年以后决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语言的研究上。
婚后（1921年以后）不久又回到美国待了三年。在哈佛教哲学，后教中文，同时上了些语言学的课。【研习语音学，翌年发表自创的罗马字拼音式】接着又到欧洲跟着伦敦的语音学领袖Daniel
Johns学习，跟
Lloyd James学实际的练习得益最多。到了巴黎在语言方面听了
J. Vendryes 和
Antoine Meillet的课，在汉学方面听Paul
Pelliot 与
Henri Maspero 的课。
【1925年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加入陈寅恪等人组成的国语统一会筹备会，继之与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议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正式从事语音研究。1927年赴苏、浙、广东、华南一带调查研究方言，灌制唱片2000余张，被世界语言学界誉为语言学上之一大贡献。】
民国十四年，清华成了大学，又回清华，教的主要科目是中国音韵学，附带在大学部教音乐欣赏科。从这时候起做了十几年的中国方言调查。那几年在国语统一的运动上也相当地活跃。主要的工作还是在音韵学跟方言研究上。在中央研究院第二组即语言组当主任。
民国二十一到二十二年到华盛顿当了一年清华留美学生监督，顺便拜望了些语言学界的名人——美国方言调查主任Hans
Kurath与Bernard
Bloch, Edward Sapir（大名鼎鼎的“语言决定思想论”的提出者——钱注）。
回国后，与李方桂、罗常培合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See
Leiden & Stockholm 1915），出版已是民国三十七年。继续搞方言调查。
芦沟桥战事发生，第二年又到美国。到夏威夷大学教外国人的中文文言作文、文言会话。接着到了耶鲁教了两年。这就是认得语言学家Leonard
Bloomfield （美国结构主义的奠基人——钱注）与E.
H. Sturtevant的时候。Sapir，Bloch
也先后到了耶鲁。那时美国虽然任何学校都还没设立语言学系，但是，耶鲁的语言学最盛。后到哈佛参加中文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兼教中文。珍珠港战争爆发，哈佛开了两班远东语言速成班，他教粤语速成科。
近二十多年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及其他各处教书与研究。在1945年当了一任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做了一个中国人自然是可以特别得意的事情。
1959年在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五个月，讲的是中国语言的结构。他说“回到中央研究院做研究，特别注重闽南方言。这一次我要是学会了这种方言，我可以自夸凡是中国主要的方言系中每一系都会说一种了。”
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
【赵元任素有“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会说33种方言，而且精通英、法、德等多种欧洲语言以及日语，还是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翻译家。】
1.2语言学界另一泰斗吕叔湘的主要学术经历（取材于《吕叔湘文集》（吕叔湘
1990 １－２）第一集与第二集的所有序言以及《中国翻译家辞典》（取材于后者的，以方括号示之））：
1936年前往英国进修。
1940年写成第一篇语言研究论文，四十年代主要是研究近代汉语。文集共六卷，第一卷是《中国文法要略》，第二卷是《汉语语法论文集》，第三卷是《汉语语法论文续集》，第四卷是《语文散论》，第五卷包含“语文常谈”、“语文杂记”、“古书标点评议”和“中国人学英语”四种单刊。第六卷是《译文集》，就是1983年出版的《吕叔湘译文集》。
在中学教英语时，他看到O.
Jespersen 写的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1933），觉得比《纳氏文法》之类的书高明得多，于是不但用来做教学上的参考，并且结合汉语写进书中。
【江苏丹阳人，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留学，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图书馆学。1938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东联合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任开明书店编辑。1950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兼任《中国语文》杂志编委、主编。】
1.3
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的学术经历（取材于《张志公文集（１）汉语语法》）（张志公
1991））
张志公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一年后转入外语系，攻读英语、法语和外国文学。后于1945年转学并毕业于金陵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起自学俄语，并钻研语言学和汉语。1948年夏，应聘到海南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1950年初赴香港华侨大学教授翻译学。10月，他应邀由香港到北京任开明书店编辑，次年负责编辑《语文学习》月刊（主编该刊共九年）。1954年教育部委托吕叔湘和张志公编写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材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吕先生指导下，于1954年到1956年具体组织和主持了汉语语法系统的多次讨论，最后，归纳各家意见草拟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建立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62年，张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着手制定英语、俄语教学大纲，建立了新的教材体系。编写了初中、高中全套《英语》和《俄语》教材。张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学术委员等等。主要著作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语文教学论集》、《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现代汉语》（主编）等等。
2.
三个案例的启示
启示之一，外语学者走上了回归母语（汉语）研究之路，不是汉语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引导，而是一种学术自觉。形成这种学术自觉却是有条件的。（以后就会发现，这些条件也正是两张皮合成一张皮的三个条件，见下）。
他们不是因为汉语研究的发展遇到了什么困难，提出了什么挑战，被逼着走上了回归汉语研究之路的。这个路子就是《马氏文通》以后中国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发展道路。硬是要问外语学者回归母语研究做出重大建树有什么规律的话，这个规律便是，他们在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之中，在两语比较之中，调动了双方的营养来发现了一方（母语或外语）的深层的规律。这就是所谓比较与双吸收效应。比较效应的机理是：只掌握一种语言的人，使该种语言体系处于不可能被怀疑的地位。只有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对比时才可能产生对语言价值观的质疑，因而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才能从不同语言的价值观的对比中由质疑开始探明真相。
以上三个案例说明，英汉合成一张皮最有可能产出母语研究的重大创造性成果。恩格斯曾说，当你学会了一种外语以后，你才会对自己的母语有深刻的认识（大意如此）。用吕叔湘的分析便是，“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方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徒然。”（吕叔湘
1942）这是一种个人的学术敏感与学术眼光。敏感地发现这种优势并抓紧不放地追求这种优势，需要眼光，没有这种眼光，外语学者不会走上这条路。
从以上案例得知，赵元任精通英语和种种欧洲语言，但他所贡献出的创造性的工作，始终在汉语方面。一是中国方言调查（他本人会操除了闽南方言以外的中国主要方言），二是中国音韵学。赵元任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赵元任
1934）是音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问世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各国语言工作者的文献，被列入现代语言学的经典。第三，他在汉语口语的研究上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用英语写的汉语口语语法，是中国人在口语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后来这部著作由吕叔湘先生译成汉语，名为《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先生真可谓是老拿隔壁人家的语言，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的高手，是汉语外语研究融成一张皮的语言巨人。他走上这条路完全是他的学术自觉，没有丝毫的外力推动与勉强。
光这样说当然不够。这种学术自觉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这种学术自觉不在别类人身上产生？这与他们（如这里列举的三人）的职业有什么关系？从赵、吕、张的三个范例中可以发现，这种学术自觉的产生是有条件的。
这几个条件是：一，具有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能力。这就使研究者具有了工具性能力。二，坚实的汉语修养与已经具有或开始具有汉语研究成果。这是两语比较效应能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三，跨两语研究的兴趣与眼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掌握了外语的别人，一生只搞引进与介绍（当然也是一种贡献，却无自己的创造），而他们这些人却回归汉语研究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与创造。所谓的“眼光”，就是指他们能看到利用两语比较与双吸收能产生优势。“他们比别人多了一只眼”[2]。精通了外语而走上专门的理论引进、翻译、文化对比、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同样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那是由于学术兴趣的不同，与回归汉语研究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四，有广泛的职业兴趣与职务机缘（请回头看看赵、吕、张一生的职业与各种职务），便于产生两语比较效应，便于成果早出。
也就是说，外语学者走上回归汉语研究之路虽不是汉语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引导，是学者的一种学术自觉，但为什么有这种自觉却是有条件的。具备这些条件也是一种规律性。只是这种规律是由学者本身的个人素质的造就（社会活动与职务只是提供了某些方便，不是形成学术自觉的条件）。这一规律很清楚地解释了两张皮是如何产生的，自然也就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见启示之四）。
事实上，这种学术自觉的条件，就是两张皮合成一张皮的条件，即：１.具有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的能力。２.坚实的母语修养与已经具有或开始具有母语研究成果
。３.跨两语研究的兴趣与眼光。
我们从案例中观察到，吕叔湘的六卷都是对汉语研究的创造，是吸取国外语言学的营养来养他自己的研究的成果。他自己察觉英汉结合也有“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吕叔湘文集》第一卷“重印题记（1982）”），并且深刻地剖析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不成功的英汉结合之处。但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都会马上指出，结合成功的地方是更多的。因为，有东西可结合与无东西可结合，这两者在方法论、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上都绝对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事业。吕叔湘是实践他自己提出的理论方向的典范。是他提出“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也是他“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
启示之二，由一人实现比较与双吸收效应是理想状态。
不理想的状态是，搞外语的汉语不好，搞汉语的外语不好，比较与吸收不得不拖长时间由语言学家群体来完成。
历史上的情形是：
其一，要由两类人不间断地合作，一类人专做母语事实的描写（母语研究者），另一类人则专门吸取外语营养（外语研究者），引进与介绍。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比较与双吸收效应。但这个结合，是个很长的过程，两类人的工作必须先后参照、砥砺、磨合、碰撞、选择，所以需要时间。比如说，对马氏（他是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文通的不近情理的批评，就是不允许事物发展需要过程即时间的横蛮行径。有障碍利用甚至不能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不得不将比较与双吸收让给同时代另外的一类人，即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或后代人去做。这个成果就会体现在后代或他人身上。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只是出成果时间拉后，出成果人他移而已。出成果人他移，对于一个民族没有损害，但出成果时间滞后却是一个损失。否则，吕叔湘何以忧虑？简言之，这个路子是：一件事（比较、双吸收与创造）由两类人于同代或下一代去合作完成。说得露底子一点就是，这个人不懂外语不能比较、吸收与创造，就让另一个懂外语的人来比较、吸收与创造，这一代完成不了，下一代或下几代会完成。虽然比较与双吸收效应不能在一个学者身上完成，但只要两类人合作得紧密、协调、同步，却总是可望由同代或下一代诸多的学者完成，进而做出集体的重大创造。这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路子。这也是集体完成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路子——但是必须强调两类人合作得紧密、协调、同步。
然而，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可以在一个时期（同一个时代或一段时期之内）一个人身上（他自己身上）完成比较与双吸收效应，成果体现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这对于一个民族当然好处更大。简言之，一件事（对母语研究的创造）由一类人在一个时代或时期完成。这是第二种路子，是两语比较与双吸收的理想状态。这种路子值得提倡与鼓励。因为一人完成比较与双吸收当然快于由集体在很长时期内完成。这是三个案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另外，我们还要在这一节里交待，回归汉语研究是不是外语学者的唯一路子？当然不是。如果认为是唯一路子，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语言研究多元化的格局，是不允许路子的唯一性的。专搞语言理论引进，英汉对译，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都有极其重要的成就，丰富了中国语言研究。
启示之三：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对汉语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意义可以表述为：回归汉语研究的外语学者，最有条件成为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他必须对汉语下一番真正的功夫）。这是由单个人完成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路子。它的优势是短时间之内对母语研究作出创造性贡献。
这个意义可以解释：外语出家的学者研究母语相对容易出创造性的成果（赵元任、吕叔湘、张志公等等的范例），对汉语做出顶樑式贡献的人正是来自外语界回归汉语研究的学者。这就回答了上面的第二个暗示性的问题：外语学者回归汉语研究是不是比不能利用外文文献的母语研究者更有成就？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有二：一人实现了比较与双吸收效应；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顺理成章的是，学者个人素质上两张皮合成一张皮的基本模式当然是：中加外，或者，外加中。细节的解释是：任何单语种的研究总是不如从双语种或多语种的比较中吸收营养。
上面这个现象只对汉语研究者起作用吗？否。须知，系统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曾留学中国，师从罗常培和王力学习中国语言学，有很好的汉语底子。回国以后，不是向他的同胞学者反复介绍中国的音韵学、训诂（当时汉语句法尚未成熟），而是用他的母语（英语）创造出自己的系统功能语法，向世界语言学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障碍利用或不能利用外文文献的母语研究者，之所以比较起来不能深刻认识母语，其原因就在于在封闭体系之中，抵抗不了熵增现象，这是热学第二定律在社会科学中研究的一个题目。请参考
“语言学家不完备现象”（钱冠连
1995）和“语言功能不完备原则的启示”（钱冠连
1995）。在封闭的状态下，出现不能深刻认识汉语的汉语学者，虽然初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却是有源可寻的。要长远地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之一是，中文系的研究生从外语系招收，外语系的研究生从中文系招收（详见启示之四）。
启示之四：两张皮是怎样产生的？应该如何在培养体制上解决问题？
对于赵元任、吕叔湘、张志公来说，为什么就没有两张皮的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就已经回答了两张皮的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解决办法。赵、吕、张等案例本身就是一张皮的典范。反过来看出，两张皮是源于语言研究者自身是瘸腿子、一只眼状况——既指有障碍利用或不能利用外语文献的汉语研究者，也指有障碍利用或不能利用汉语文献的外语研究者。研究者个人素质（瘸腿子、一只眼）的根子应该追到我们的语言学者的培养体制上去。因为我们的语言学者的培养体制培养了并容忍了这样的个人素质。目前的两张皮是多年来我们培养体制上积累下来的恶果。虽然有观念问题和方法问题，但毕竟是次要的。教育制度上应把住研究者个人素质这个关口：保证两条腿、两只眼、双翅膀。怎么把关？外语系的研究生从中文系或其他学科招收，中文系的研究生从外语系或其他学科招收。最理想的办法是两个系联合招生，或者由一系招生而读双学位。坚决不收瘸腿子，一只眼。德国的康德一语中的：“只懂一种语文者连一种语文都不懂。”（周策纵
2000）从前的瘸腿子、一只眼现象已是无可奈何，以后的瘸腿子、一只眼搞语言研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玩笑了。
3.
汉语界和外语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相互的营养？
首先，汉语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国外语言学的营养？
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的优势还可通过下面的证据（汉语界事实上需要国外语言学的营养）再次得到证实。
在一份为领导机构制定语言学科规划而作的咨询报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许嘉璐等
1996；作者徐通锵、王洪君）——里，作者几乎花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国外语言学对汉语研究的促进。以引进而论，他们列举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法学派、生成音系学、系统功能学派；在中外语言学理论结合出成果的问题上，他们列举了综合性的语言理论研究方面、提取西方某一派的语言理论的精华方面、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属语法（配价理论）、格语法、认知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等等方面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与促进。
最后，这个报告的作者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陈平的观察和王力的论断一脉相承，甚至连用语都差不多，都强调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决定性指导作用。”（黑体为钱所注）陈平说：“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提到的所有重要理论、方法、概念，以至于一些术语，无一不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中已经得到详细的讨论和广泛的应用，在其他的语言中有过深入的报道……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汉语往往非常成功。”（《中国语文》，1989／1）王力1957年曾说过这样的看法，近5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成就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是它“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道路来影响中国语言学”（《中国语文》，1957／3）的结果。
顺着王与陈的判断读下来，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如果早一点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中国语言研究早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目前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语言学理论上缺少原创性。想一想上面“汉语……所有重要理论、方法、概念，以至于一些术语，无一不在……其他的语言中有过深入的报道”，我们还能得到“我们创造了强大的语言理论体系”之类的结论吗？
我在这里不想强调“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决定性指导作用”，甚至不想说，汉语的研究道路离不了西方语言学的关照。那样说有情感接受问题，也有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道得明的困难。汉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事实，它的研究已经有了自己辉煌的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是自不待言的。我说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强调坚持自己独特的创造，吸收他人，但绝不死守他人。叶圣陶先生指出，“现在讲语言学，往往只讲外国这一家那一派的体系和理论，很少讲咱们中国的语言研究和咱们中国的语言学。”（叶圣陶
1985）他的用意当然好，可是，令人尴尬的是，“咱们中国”有没有许多自己的“这一家那一派的体系和理论”可讲，可圈，可点呢？自己没有多少，又不说别人的，怎么办？看别人的，搞自己的。这才是出路。
其次，外语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汉语的营养？
现在的情况是：外语青年学者（我们这里不讨论60岁以上的外语学者），除少数人以外，其汉语水平一般可以在及格上下论等级。也就是说，汉语水平不高。有几个具体表现：
（1）汉语行文水平差，说得更坦率一点，有相当多的人，汉语句法都没过关。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回国洋博士说英语流利得令人羡慕，遂约其写稿，结果行文疙疙瘩瘩，惨不忍睹。在我接触过的硕士生、博士生或硕士、博士当中，汉语水平不过关的为数不少。
（2）相当多的人没有系统地读过汉语语法，更不消说去比较几家的汉语语法著作了。
（3）很多人（包括本文作者）没有接触过汉语音韵学与训诂。
（4）几乎没有人能正经地读通古代文献。
（5）很少人读过语言学大家赵元任、罗常培、吕叔湘、王力、陈望道、黎锦熙、朱德熙。
外语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汉语的营养？
第一，外语学人不吸收汉语营养，发展无本，前进无望。以上所列举的这五项，我认为，依次是每一个（
！）外语教师（第1项），对比语言学论文撰写者（第2、3项），系统的对比语言学研究者或回归汉语研究者（第4、5项）应当彻底解决的问题。很难设想，没有这些汉语的营养，外语研究者能有什么教学与研究的真知灼见。而我们很多青年教师并不认为汉语写不通顺是一个问题。与某些青年教师谈起这个现状，几个哈哈一打就算回应了。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当然，不是要求外语学人对上面的各项精研细读，全面地铺开。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第三项起的那些著作，对于年轻的外语学者来说，不啻为一座座迷宫。但是，有重点的学习，逐渐的攻克却是可能的。因为上述那些大家也曾经是外语学人。他们的成果正是每一个外语学人的活生生的榜样。在它们面前徒叹彼岸之遥远，切恨自己之穷浅，是自己吓倒了自己。
第二，不能深刻认识母语，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外语研究。在母语环境中长大绝不等于深刻认识母语。否则，那岂不是有12亿汉语学家？深刻奠基在比较之中。赵元任说得好，“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不研究母语的外语学者，其外语的理论研究不可能经得起推敲，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建树。上面曾经讨论过比较效应的机理，只有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对比时才可能产生对所研究外语的价值观的质疑，因而对母语深刻认识了的人才能从两种语言的价值观的对比中由质疑开始探明外语的真相。问题还是回到了比较效应的机理。
第三，吸收汉语营养是全面发展language
aptitude（语言学能）的必要。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人的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是相通于一个人的language
aptitude的！不能设想，一个汉语非常糟糕的“学者”，他的外语——听说读写译——会好到哪里去。说话流利对于外语教师来说，不一定是了不得的资本（按Asher的算法，我们要达到英美国家六岁孩子的说话流利程度也并非易事，谓予不信，请参看注解[3]）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没有学术水平的一个普通外语说话者，我们要做的是外语教师、外语学者！
在瘸腿子、一只眼充满外语界的条件下谈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问题，恐怕只能是使人失望，永远忧虑。
对两张皮合成一张皮中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汉语界对国外语言学的矛盾态度：学习（主流）与拒斥（个别）；两界学者不是不明之（将两张皮合成一张皮），而是难为之；外语研究者回归汉语研究怕挑剔的心理（王宗炎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参见拙文“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外语研究》，1999／3），怕同人斥为不务正业的问题，怕影响评职称，诸如此类，就不在本文内讨论了。
小结：本文通过几个案例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其一，外语学者回归汉语研究是一种学术自觉。形成这种自觉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正是两张皮合成一张皮的条件；二，他们自觉地发现了中西语言学比较与双吸收的优势；三，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对汉语界与外语界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四，两张皮源于我们的语言研究体制培养了并容忍了瘸腿子、一只眼式的个人素质。作者从培养体制上提出了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解决办法。
[1]《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见郑延国于1999年给作者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