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对翻译的追问
钱冠连
内容摘要：哲学家对翻译的兴趣，来自于探察意义是如何与world, existence, Being, entity, reality, object挂上钩的。以哲学家的眼光看来，翻译是在人与人之间同一的基础上，对如何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走向同一的机制做出解释。但差异只能理解，不能消灭。最后，本文强调理论多元，主张各自唱出自己的精彩。
关键词：同一、差异、翻译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他们总是处于相互解释之中（钱冠连 2003a）。敌对关系是一种解释——敌意的解释，和谐关系更是一种解释——和谐的解释。两个人、两组人或更多人一旦进入话语场，便形成了说与听（或者写与读）的轮换，暂时倾听与阅读的那一方，就开始不出声地解释对方，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解释，持续的倾听与阅读是无法实现的。
说话人一说话，就是在主动地邀请听话人解释他。听话人愿意听，就是愿意解释说话人。如果没有解释与被解释，交际便完结了。写作者与阅读者的关系也是这样。交流双方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邀请对方解释与愿意解释对方的关系。
我说的，你明白。你说的，我明白。可是，追问一下：凭什么交流的两者能够沟通起来呢？
人与人之间有同一性（质、点、处、面），他们互相交流与互相解释才有现实的基础。一个民族的人与另外一个民族的人之间也有同一性（质、点、处、面），于是，他们之间的交流与解释才有可能。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产生了相互解释与翻译的困难。这个困难克服之后，便成就了翻译的艺术。
对翻译的追问，是有不同的方式的。醉心于翻译技巧的人，他们对形式的转换敏感。他们所成就的翻译艺术，便是回报。
翻译理论家关心的是两种语言转换的机制。他们虽然以形式的转换为基础，却不作具体的操作，虽然事实上他们也能操作。另外，他们对人与神沟通的可能性的发现，发展出现代诠释学（Heidegger，Martin，1982：9-10）。Nida也从圣经的解释与翻译中得到了启发。
哲学家对翻译的兴趣，来自于探察意义是如何与world, existence, Being, entity, reality, object挂上钩的。
A.Tarski的真之语义理论中，提出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性语言（meta-language & object language）这一对概念(A.Tarski 1999: 44-63.)。我曾经尝试对上面这一对概念中“工具性语言”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指出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内的一种，并对这个改造给出了理论上可行性的论证。这样，语言哲学翻译论提供了一个打通语言哲学与翻译理论的平台，语言哲学似可作为翻译理论的源头之一（钱冠连 2003b）。
操不同语种的人，存在着普遍的一致的信念心态，双方具有大致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同中有异），因为只有在共同的信念心态的背景下才能弄清差异的意义。比如说，中国人认为“雪是白的”为真，英美人也认为‘Snow is white’为真。把另一方说话人的信念心态从整体上看作是真的并与我们的信念心态一致，是有生理上的结构为基础的。各个种族的人，在生理结构上却基本一致。于是，生理结构上基本一致导致了双方信念心态的基本一致。
下面两位哲学家是支持这种看法的。蒯恩(W. V. O. Quine)认为，我们研究人类语言现象的惟一途径是察看语言互动中的行为。这个理论称之为“行为主义”（the linguistic behaviourism）。蒯恩的语言行为主义与他对分析性的拒斥一起形成了他哲学观的最具争议的一个方面：这便是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观点：没有这样的客观事实可以在翻译一门给定的语言时使我们在不同的选择方式中作出明确的决断。于是，从一种语言翻译出另一种语言，或在同一种语言中的一个句子解释成另外一个句子时，势必就会呈现显著的不确定性或者非决定性(a radical indeterminacy or inconclusiveness)状态 。蒯恩建议，我们可以编制出不同的翻译指南，这种指南兼容可资利用的材料（记下说话人的行为的同时，也记下他们话语产生的环境的种种资料），但这种翻译指南仍然是相互矛盾的。于是蒯恩就首创出radical translation一词——“最原初的翻译” (W. V. O. Quine 1953; Baghramian 1999: 139)。在他看来，最可靠的翻译手册是，人说了什么话，同时把与那话语发生的环境一起都注明。“最原初的翻译”处于这样一种情景中：一个翻译者，首次深入一个陌生的语言社团，且无第一本词典可资借鉴，也无操双语的人的帮助。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本翻译指南在编辑过程中种种奇妙的、困难的情景。我对这种最原初的翻译的要素的猜测是：以下三个要素之间反复进行比照——词语比照行为，行为比照手势，手势又比照词语。
哲学家Donald Davidson提出了“radical interpretation”,意即“最原初的解释”，是对蒯恩“最原初的翻译”的修正。Davidson 说，他的这个术语运用范围更宽，可用于对自己语言的解释，也可以用于对外语即前所未知的一种语言的翻译。这种方法使我们清楚地指出学习、翻译或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与前提条件。（Davidson，1984, Baghramian, M. 1999: 162-163）
一个翻译者，身处语言从未被外人讲过的人群中，既无任何词典又无双语者在中间帮助，“最原初的”翻译手册究竟是怎样居然成功地编纂出来了呢？Davidson的解释是，要想弄清楚某件事为一种信念心态（a belief），我们必须能够解释某件事；要想解释某事或赋予某事一定的意义，我们就得把说话人的信念心态（the speaker's beliefs）从整体上看作是真的或与我们的信念心态一致。最原始的翻译者必须利用 “信念心态沟通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来编写他的最原初的翻译词典。（Davidson 1984; Baghramian, M. 1999: 163）关于“信念心态沟通原则”，我在“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钱冠连，2003b）里，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此处不再重复。
经典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近代学者施莱尔马赫说：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而人与人之间只有同一没有差别，就连解释或翻译都没有必要了。只有存在着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与可能。理解的目标在于避免误解，理解即重建。（转引自王晓朝 2003）
翻译就是以人与人的同一为基础，使他们有差异的语言形式尽量走向同一。但部分的差异仍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
翻译实践家是看到了并抓住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差异，并巧于在语言形式的差异中做出安排的人。翻译理论家的工作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同一的基础上，对如何从语言的文化的差异走向同一的机制做出解释。他们合作完成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同一与差异的解释。但差异只能理解，不能消灭。前者苛求后者在实践上下工夫并责怪后者的理论不管用，后者苛求前者在理论上深刻起来，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对方已经完成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同一与差异的解释，只是双方解释的角度不同：一个从形式的转换上着手，一个则是从机制的说明上着眼。有人指出这两者的相互指责是为了争夺话语的领导地位。其实上这样的领导地位并不存在。企图贬低另一方，就是要贬低共同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故事。2002年冬季，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翻译理论研讨会。我前面发言的一位先生，以“连某某都看不懂”为据，批评了某些翻译理论的奇怪与陌生。我在自己的发言一开始就说了这样一段话——“当我国的翻译界穷年累月地争论翻译理论到底有没有用的时候，国外的同行们在翻译论坛上都在干什么呢？他们早就以翻译理论为平台讨论着各种现代理论。”然后以“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为题作了发言。那位行先生听了我的发言之后说：“咱们俩的发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说，“都有生存的空间。”他同意。种种理论都有生存的空间，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都有发展前景，这正是学者的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大家都搭台，你唱你的戏，我唱我的戏。至于台下的观众有多少，这就全看唱戏的人的能耐了。自己台下观众少，就不要妒忌对方台下观众多。你要人家都来看你的戏吗？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将自己的戏唱精彩，增加你的吸引力。拆对方的戏台是愚蠢的，拆对方的戏台就是等于否认了自己生存的前提。这个“不拆对方台，只是唱出自己的精彩”建议，在今天这样一种不那么相互宽容、有时又对外国理论一哄而上同时却对同胞理论不屑一顾的人文环境，总是一点进步。 有了这样一种“唱出自己的精彩”的心态，就不会瞧不起自己同胞的理论，对外国的某一家翻译理论（比如说对Nida 的），也不必固守。本文提供了外国那么多哲学家对翻译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便是不必固守一家的证明。如果我们对内对外都是一个多元的心态，唱出自己的精彩的心态，我们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便会走向更加成熟的康庄大道。这是本文强调的另一个目的。
参考文献
Baghramian, M. 1999.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unterpoint P.O. Box 65793. Washington, D.C.
Davidson, D. 1984.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First appeared in Synthese, 27, (1974)
Heidegger，Martin，1982, A Dialogue on Language,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Y. 10022.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The English trans.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Tarski, A. 1999.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in 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unterpoint P.O. Box 65793. Washington, D.C 1999, pp. 44-63.
Quine, W. V. O. 1953. ‘Two dogmas of Empirici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 1953)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0.(1951).
钱冠连，2003a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语言科学》，2003/ 3
钱冠连，2003b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中国翻译》，2003/5
王晓朝，2003 “我们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读书》，2003/3。
The Identity and Discrepancy between Human Beings: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 of Philosophers
Qian Guanlian
(National Center for Linguistics &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ests of philosophers in translation stem from thei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the world, existence, Being, entity, reality and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ers,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identity endowed with human beings, is to interpret the mechanism of how to go from the discrepanc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identity of them. However, the discrepancies could be understood, not perished.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translatology-polyphyletic theories are emphasized.
Key words: identity, discrepancy, translation
[1] 本文是作者在庆祝刘重德先生90大寿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