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研究新阶段的标志1
内容提要：本文企图提供一些标志，以资验证外语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否真地到来。它们可能是：具有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在研究上应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外语刊物鼓励支持原创性论文。文章对这几个标志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与阐述；分析了没有学派流派的学术领域的落后状态；尤其是联系外语界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对下面几个现象进行了讨论：爱理论，却藐视体系；爱事实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爱记录句子，拒斥猜想句子；爱归纳推理，拒斥数理逻辑与演绎推理。
关键词：外语界，新阶段，标志
1.“做科研真容易”的阶段
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许国璋先生曾略带忧虑地感叹“在中国做科研真容易呀”。对这个背景的解释是，“因为经过10年浩劫，我们当时在学术上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只要坐下来读几本书，就可以对所见所闻发表一番议论。”（刘润清2003）。
这一个阶段的研究的特点是：大量引进并综述国外语言学理论。王佐良对综述的评价是“综述性文章是很有价值的……那些没有时间读这些书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些书的人，或者根本不懂英文的人，就靠你提供的这类信息来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动态。综述中的取舍详略，本身就包含着你的判断和立场。这些都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况且，有些综述包含着作者的评论，那就更有学术价值了。能写出几句评论，很不容易。”这就是说，通过这一工作，向国内汉语界提供了种种新领域的动态。这一点对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是非常有用的准备。
提供新鲜信息，提供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这样“两提供”的综述，是高水平的引进与综述。这样的“二传手”，对西方新鲜的语言理论的传入，为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做准备，立下了大功。
在以上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引进与综述。
我们始料所不及的一个情况是：这种“真容易的科研”却生发出一个副产品：把这样的写作习惯当成了本真意义上的研究，这是一个误解。尤其是没料到，这样的写作习惯产生的连篇累牍的文章，相互推动，在我国现行评价机制与职称机制的负面效果的诱惑下，形成了一种“非本真研究”写作模式。这个模式是以外国理论为重点加上几个汉语例子（有的文章连英文例子也不换）再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非本真研究的要害在后面的“不痛不痒的评论”，前面的两项并没有错（假如外国理论转述得不错与换用的例子也正确的话）。我不想说这种研究是“假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丝毫没有恶意，而是一种勤勤恳恳的努力。
我们自己得清醒地认识，拿国外的一个语言教学理论，后面跟几个中国实情调查，写成一篇文章，即便写得好，有益，但它毕竟不是理论原创，一个人写一两篇可以，但不能老是这样写，一个学界的多数人也不能老是这样做。“非本真研究”写作模式的问题是：永远在别人的后边而不能跑在别人的前边。
2.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需要引进与综述呢？一、介绍西方新鲜的语言理论，二、为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做准备。
正是第二个方面暴露了我们的根本缺陷：在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上，我们无法与外国同行专家对话。在国内，有一部分学者高频率地被引用是作为“二传手”被引用，而不是作为原创理论被引用，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肯说出这个现实（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致使一些年轻学者也跟着不愿作艰苦地原创性工作（其实较多年轻学者早就看到了这一层），这会使我们与国外同行之间的理论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自欠自的债，越是早补越好，拖迟补偿，代价更大更惨。
许国璋并未提倡上面说所的“非本真研究”，他只是感叹这种研究，正好透露了他的忧虑。事实上，他还多次指出：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外语语言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王宗炎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发言：他先说明了他的主要学术趣旨以后，接着说：“无实用的学说，我留待别人去钻研。”（王宗炎 2001）我们可以从这里解读出来的意思，至少有如下三项：一，存在着两种学说：有实用的学说，无实用的学说。第二，他不反对别人去搞无实用的学说，所以他说“我留待别人如何如何”。第三，他把无实用的学说当成一个要下工夫的事业，否则不会留待别人“去钻研”。如果我们把他的第三点意思看成他还是支持别人去进行纯理论上的钻研，应该说没有一点强加的意思。他是一个真正胸怀宽阔的学者，才有如此宽阔胸怀的包容。
依我看来，他不会反对下面的话：无“实用”的学说，往往有“虚用”；它虽然无“外在的用”，却有“内在的用”；无“有形的用”，却有“无形之用”，它潜藏着大用。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当然会强大起来，这个民族如果不排斥虚用的理论，必会以深刻的认识能力、深沉的精神力量支持自己目前的强大，争取未来的更强大。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较好的理论创造的苗头。查一查外语学界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有自己见解、有理论创造的工作个案，虽则这些个案不那么普遍。我们当中的不少的学者正在尝试或者正在进行理论性的创造性研究，我们通常叫这种研究为原创性的研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是我们必须迎着这个阶段走去才有出路。上面所说的非本真研究模式与这些好的苗头，一反一正地促使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
即使我们以后的引进与阐释是很有水平的，我们的研究的主流应该不应该是这样解释型的、传递型的研究呢？我们何时才能与国外的学者在理论上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而不再是中国人出钱、出会场、出听众，请外国人作note speaker呢？什么时候反过来，外国人出钱、出会场、出听众，请中国人作note speaker呢？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不应该以解释型的或者说传递型的研究形成我们主流。本真意义上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子呢？因此，本文企图提供一些标志，以资验证外语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否真地到来。
[1] 本文的写作接受了广外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文科重点基地）资助，杨自俭教授提出了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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