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死亡
是不是每个人离开世界之前都会悔过，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提前做这样的追悔：自己有一个活得淡雅、死得智慧的父亲却没有学习他，且还有愧于他。他去世时，未留下一言以警世，而我年富力强时就已有一些字变成了铅字，可是，恐怕我的那些东西将随着肉体的灰飞烟灭而无影无踪，而敢说父亲的处生待死的智慧余光却会荫及我家子孙，他人格力量的重锤将会时时敲击我的灵魂，叫我惭愧，催我回头。
这世界，只是一次一次的回头。这人生，只是一次一次的回头。这几年，为了研究禅宗公案的语言，我翻过几本禅宗的书，我惊骇地发现，父亲临终时已有了成佛成禅的迹象……可是他自认为一生是反对宗教，反对佛禅的。他这样的结局，真是耐人寻味：必另有殊途同归的原因。
他去世的前一年，1973年，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过春节。现在的青年不可理解在外工作怎么可以十年不回家，八年不看望老父(我工作的第二年父亲反来看我一次。)当时，有种种原因可以解释，其中一个是，自以为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人，就断然不能扑向父亲的怀抱。我之对不起老父，表现在长期不回去看他，关心他。可是我毕竟是人，人性终归要挤走亲情方面的偏见，憋了八年，终于回到了老父身边。
礼物是两斤蜜糖和两斤茶。为了稀稀的蜜糖好带，只好又买了一个大钢精长嘴壶来盛它。他跟着老四过，我每月寄十至十五元略作贴补，老四一家被下放到农村，过的是喝菜粥、忘记了肉鱼味的日子。老四奉献了孝心可是无法奉献油水，他老人家也只好跟着生吞这样的饮食。那时，我们兄弟四人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进了同一座“文革”炼狱，对改善他的饮食有心无力。老人家除了要忍受结肠之苦，还要承受当时的政治气候莫须有地沉罩在他身上的委曲。可是，他每日是一件事：吟诗写字，从未中辍，十几年如一日。他就有这个修养，居然能在劣食当餐中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老人家写字理论非常古板而有趣：他常教导我，写字就是要用不好的毛笔；“你想，用坏毛笔都能练好字，将来用好笔，不是写得更好吗?”他自己身体力行，老是用一枝无尖的毛笔，由是，字写得看不出笔锋，可间架结构却是看不出大毛病的。这次回家，老父向我展示他的墨宝，嘿，一色的唐诗宋词，“从笔迹看来，您还可以活很久!”我说这话，他很高兴了一阵子。
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即1974年快近寒假时，我收到老四来信，说老人家身体很不妙，我再回老家与他见一面。我带回两瓶水果罐头，他很快地吃完了。大哥说，情况不好，吃得这样有胃口，怕是回光返照。老人家心里明白这次我是特意为他回来的。他非常想和我多说说话。春节一过，到了要返校的日子，我对他说：“我们说好，我走时，您别哭，您一哭，我就走不成了。”他回答：“好，好。我不哭。如果今年春寒我挨得过，冬天之前你就寄钱回来给我做新棉衣。冷得很。如果挨不过今年春天，那你要寄钱回来办丧事。我死时，你不要回来，学校不好请假，花一笔路费不划算，不如寄钱回家办丧事。”我眼泪夺眶而出，深怕他看见，便立即转身，一面连连点头。他自己立刻做到了不流泪，听得出，连声音都没有发抖。
假如他是一个哲学教授，或者一个自然辩证法学者，他能如此视死如常，我不吃惊。他只是一个小商人，对死是如此心平气静，讲到自己的死如同叙述一个平平常常的回家的故事。当时就觉得，他在我面前是一座山，我只是一堆黄土。
他终于没有冲过那年春天，没有等到我寄钱回去给他做新棉衣。
哥哥姐姐们告诉我，他临走时，无病无痛，就像是另外的一个旁观者，发现一盏油灯里没了油，打发子孙们把这盏空心灯盏丢掉了事。是的，他的躯体里也没有了生命之油，他平静地打发人把子孙们都叫拢来。对于我，他交待了几句话：“老三不能回来了。有几句话该你们转告……”此外，他还特别嘱咐我们兄妹要相互帮助，更加亲密无间，更加团结。他还没闭眼，在等一个人，我的一个表哥。他不断地问，“他怎么还没有来?”大概，他是在调节他最后的一缕生命之溪水，以便维持到与最后一个亲人见面。实在等不来了，生命之泉已经枯竭，那就不等了吧，于是，他轻松地合上了眼。
可惜，我没有亲眼欣赏到这样的死亡。是的，这样的智慧的死亡是值得欣赏的。这样清楚、轻松的死亡，帝王将相是希求不到的。知道什么时候死，无失落，无惆怅，无挂碍，无禁忌，无无可奈何；知道怎样死，有交待，有安排，有控制，有适意，有有招即去，——可算得上是禅宗大师般的圆寂。死之前十年，实际上，他一直在粗茶淡饭中延命，却又处在气功状态之中——凝神静气地练字，一张接一张地写；一心一意地读诗，一首一首地诵。我想，这是他死得像禅宗大师圆寂的原因之一吧？那么，老人家能这样善终，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哪里呢?
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追求生的主动，不愧为辉煌的生，可是对死亡一筹莫展。他们不曾注意，掌握死的主动比追求生的辉煌更为艰难。我的父亲，一个有文化的小商人，却掌握了死的主动。
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他不属于对国家对民族有什么大贡献的那类人，只是一个为了养家活口而劳碌一生的人。判定这样的人生为无意义，就未免把世界简单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英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可是他们都是在为了一个种族的伸延，为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的人。应该说，平常人也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不敢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相信这还不是胡说。这不是在宣传和主张庸俗的人生，仅仅是在承认一种真实。父亲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小商人，完全可以把自己世俗化、物质化，追求舒适的享受——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源机制之一，谁也不会因此去责备他，可他不，他不以享受为生存的唯一目标和最高生存状态。他有他精神上的吸收与享用。他，因缴不出税款被国民党的乡政府吊打过，为了求生存而受过重伤，为了躲年关债而到处逃亡，在无麻药的状况下接受开刀治疗，因水灾和盗匪生意常受挫折，可是他忧也不改其趣，每天深夜总不忘靠在床头在煤油灯下读书——解放前读唐诗宋词、红楼三国、曾文公之类，解放后则加上了他所谓的“进步书”。我少年时代亲眼见他读过《历史唯物主义》，我那时还根本不懂此书为何物。他常给我们兄弟姊妹讲这些书。可以说，他是我们的第一个文学教师。这种精神上的受用一直维持到他善终去世。
事情就是这样：世界是物质的，可创造物质世界的人却不能物质化，而必须有精神滋养。所幸，我的父亲就加入了这个人圈。由是，他便有了超越性的人生操作，超越性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最后也就有了那样智慧的死亡。生意那么难做，他却不忘看戏，看后还向我们兄弟姊妹评论一番；他还经常在子女面前评论某家门前的某幅对联；他还经常讲评古典名著。有这样一件事：1954年华中大水，故乡沙湖镇整个儿泡在水里，到了夜晚，一阵风过后，总有几家房屋倒坍，远处传来一阵阵倒房坍屋的响声，我家小孩却也无什么大了不起的寒颤之感，原因就在他身上，他居然能非常投入地、忘情地、有声有色地在水搁(屋内进水，搭上简易跳板，人在上面活动)上讲水浒故事。他的人生操作就能如此地超脱!一个人，有了超越的人生状态，便有了鲜明的个性标识。他从来不在精神原则上含糊混世。我发蒙读书时，他耽心当时的“只叫死背书不解释意思”的私塾学风影响我，经过反复选择，找的私塾教师便是我的舅祖父，他带着我去学堂，指着书对老先生说：“您不能不解释就叫他背死书。要是不解释意思，我不给学钱。”这么硬梆梆地丢下一串话，他就有这个不混世、不圆滑的勇气。他不考虑这样的话很可能有得罪他的舅舅也得罪他自己的母亲的后果，他只考虑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人们为求好生而殚精竭力，却很少想到追求死的高质量。安乐死，靠现代科学手段不难做到。智慧地死，靠科学却是无门。那不是物质手段所能干预的事。那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精神活动的顺理成章的归结。智慧的死亡，百万富翁拿钱买不到，皇帝总统用权也夺不到。从如何死亡着眼，去安排一个人生，说不定是一个求好死亦求好活的有效出路。这就是父亲死得智慧活得淡雅给我家留的一点精神遗产。
《街道》199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