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连
内容摘要：序言：这个研究的意义。上篇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 一、借鉴与对比：西语哲在中国哲学界。二、西语哲在中国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下篇 对未来发展的建议：三、西语哲的哲学价值。四、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向语言学提供新学科与新课题。五、从语言涉入哲学：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全文结论。附录：西方语言哲学三级书目。
关键词：西语哲、外语界、传播、未来发展、世界一束、语言哲学之路
0.1 几个关键概念的说明
西方语言哲学（西语哲）应该包括（1）英美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哲学，它最早的标签是分析哲学。“对语言的分析将会揭示隐藏着的逻辑结构，而且在此过程中，帮助我们解决哲学的千年老题，‘分析哲学’一语由此而来。”（Baghramian 1999:xxxi）（2）欧洲大陆传统的语言哲学。但是，本文在强调分析传统的时候，就用“分析哲学”一语。
通观西语哲，它的关健词似乎至少应有七个：the world，reality，object，entity，thing，being (还可以是to be或the Being)，existence (还可以是to exist)，形成了一束。下文要在相当关键的几处提到到这一束，为了简便，我们就称其为“世界一束”（英文试用a cluster of the world），即世界、实在、对象、实体或虚体、事物、是、存在。就是说，语言哲学家嘴上大谈语言分析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着的却是世界一束，或者最终获取的是有关世界一束的道理。
（西）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种哲学运动、方式、风格或潮流，“（哲学的）语言性转向关涉的是……以语言分析之法去重铸西哲的千年老题。” [i] (Baghramian 1999:xxx) 这句话明白不过地交待了哲学的语言性转向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之法）与最终目的（重铸西哲的千年老题）。“千年老题”指的是“什么东西存在着？”（What is there? Baghramian 1999:xxx）或者另一种说法是“形而上学传统”。
西语哲，无论是分析传统还是欧陆传统，都天然地、几乎无孔不入地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营养与智慧。
0.2 这个研究的意义
写作一份成熟的学科发展史（对起源国家而言）或者一门学科引进、传播与研究史（对引进国家而言）是追踪、梳理出那个学科的发展道路，是引导、促进那一学科的繁荣，也是设计、找到那一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最直接的学术路径。写作语言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眼下就可进行，但是，写作中国的语言哲学的研究的历史，条件远未成熟。当一门学科到了要撰写自己历史的时候，就标志它成熟了。但是，在远未成熟时就想到要撰写它的历史，学者们就可以自觉地为此创造条件。所谓不成熟，就是条件不够。所谓成熟，就是创造了足够的条件。因此，本文是一个预演，权当作一些材料上的准备，提供一些概况与初期发展的规律。在若干年后，我希望，在我国的外语界学者中出现一些有智慧、有眼光、有客观态度与胸怀的学者完成这一重任。
必须明确的是，学科传播与研究史（概况）的追踪，不是为了与国外亦步亦趋，而是为了走出自己的路子来。但是，不知道人家走过了哪些路，就不知道如何找出仅仅属于自己的那一条。人家的路子是有益的，自己的路就更适合自己。于是，这样的研究可能催生出中国自己的或者适合每一个学者的语言哲学之路。因此，为了找到自己的路，就必须深入研究两种情况：一方面，西语哲对语言学的研究有重大的价值（见第四节），这是从哲学中析出语言学的情况，它无意之中帮助了语言学，为语言学提供了营养，做这个工作的是熟悉哲学的语言学家；另一方面，语言研究也可以涉入哲学，即语言哲学（见第五节），做这个工作的是熟悉语言的哲学家。
但熟悉哲学的语言学家可以跨界做两者。研究了以上两种情况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这是本文写作的第一点意义。
这个研究的意义可能还有如下一些：（2）促进继续引进西语哲，以便吸收营养；（3）提示从根本上改造外语学者素质的方法；（4）阐述外语界如何发挥在语言哲学建设中的优势；（5）（自然地）形成了文献检索的线索与必读文献目录；（6）提供一个机会，不仅让中国外语学者从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见第一点意义），看到自己在学科发展史中的作用，激励自己在未来多有作为，也让外国相关学者从中了解到中国外语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
据江怡（2000:55）所搜材料，揭开序幕的是罗素，1920年他访华，标志着分析哲学的正式引入中国。罗素的一些著作先后翻译出版。罗素的逻辑思想以及同样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作为反对玄学（纯粹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武器。1927年，张申府翻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译名为《名理学》。
20世纪的40年代，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和分析、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和对逻辑分析技术的运用等等，都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见江怡2000:55）
洪谦（1909-1992）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传人”。（陈波2005：2）
陈波认为金岳霖（1895-1984）在中国分析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方面的贡献最大。他的根据是，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热衷于运用他们的理解的分析哲学方法去构建自己的带有某种独创性的哲学体系（黑体为引者所加）。本文作者认为，这一点对中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建设具有特别的提示意义。陈波指出，在金岳霖一生的著述中，《逻辑》、《论道》和《知识论》这三部著作最为重要。在《知识论》中，金岳霖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写作策略……于是他的《知识论》最终成为一部逻辑清晰、结构严谨、“技术性很强”、洋洋70多万字的专著。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也没有过时。此外，金岳霖还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学生，其中不乏世界级大家，如王浩（1921-1998）和殷海光（1919-1969）。（陈波2005：2）
同样是在40年代，“张岱年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要方法建构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他的《知实论》和《事理论》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感觉材料和外界实在的关系及事、理之间的关系。”（陈波2005：2）
50-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基本上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见江怡2000:55）
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出版了不少的分析哲学的论著，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论文。（江怡2000:56）作为佐证，我们搜索了1979- 1986年八个年头的《读书》杂志（它不是哲学专门杂志，但它综合性地反映了知识精英的声音）上与分析哲学有关联的文章、消息、书评共有16条。
90年代起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进入繁荣的阶段，这是本文作者的判断。如果我们从80年后半段开始对《读书》进行了追踪，该杂志对分析哲学有关的文章的数量与质量从90年代开始有了明显的双提高[ii]。江怡指出，“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成果，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早期的弗雷格哲学和二战之后涌现的英美分析哲学家如斯特劳森、达米特、蒯恩、普特南、戴维森等，并注意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翻译出版了分析哲学家的一些重要著作”。（江怡2000:56）这个判断与我们在读书市场上见到的景象完全一致。于是，我们有了涂纪亮（四部）、徐友渔（两部），牟博、杨音莱、韩林合译著（一部）；杜任之（一部）、江怡（两部）、王路（一部），这些著作或编著（详见附录：西方语言哲学三级书目）对在中国传播与普及西方语言哲学起了很大作用（请详见钱冠连2007：1-10）。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哲学界取得的成就比上一个世纪90年代更为醒目。于是，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介绍与传播西语哲以及研究的成果，例如张志林、陈嘉映等等的值得注意的成就，出色的工作（详见钱冠连2007：1-10），以至本文的附录“西方语言哲学三级书目”中无法一一录入（我想这个书目今后会在一个出色的学者的手下，变成一个“西方语言哲学英汉总书目”的）。
关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的总结，江怡概括为四条：打开了对外交流的主渠道；直接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与交流；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西方哲学最新动态。（详见江怡 2000：58-59）。总的情况是：我们不仅做了大量的介绍，而且也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有：强调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维也纳学派做出了重新的评价；科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果。”（黑体为引者所加）
愚见以为，21世纪10年代，西语哲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的重大进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外语界学者异军突起。
“外语界学者异军突起”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说法。难道外语界的学者作为一个方面军，能说成是“异军”吗？为什么就不是“嫡系部队”呢？应该说，作为一个方面军，他们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没有出现过。个中原因，并非说不清道不明。作为哲学，它要求哲学的专门训练与深厚的人文修养，如果宣布谁能“说”外语能“读”外语文献就能对付哲学，这是对哲学队伍的轻僈与大不敬。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我国的外语学者，在拿出相当年月苦于形式训练的摸爬滚打之后，又去进行更为艰难费时的哲学训练、加强哲学素养与人文修养。加上外语界先后刮起多次浮躁之风，一般情况下，外语学者利用文献时迎面碰上哲学都会把哲学的那一部分摔掉，挖走对自己研究方向与领域有实际价值的部分，这种对哲学的回避与实用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也由此看出了外语界缺乏哲学训练的弱势。有意地迎着哲学走上前去的外语学者，如当时的外语界领军人物许国璋，确实是凤毛麟角。
下面，在回顾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概况之前，让我们首先界定，哪些研究算作是西语哲的，哪些研究虽然引用了（甚至大量引用，如在语用学、语义学、句法等等中的引用）语言哲学家本人的言论却仍然算作是语言学的。从研究的课题、立意、尤其是最终结论上看，获取的结论是关于世界一束的道理的，算作西语哲，获取的结论是关于语言学的道理的，即词语的音、形、意和它们的运用的，就算作是语言学。这个界线是清楚的。这个界线是由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自己历史演变的一条清晰脉络而确定的（详见导言“几个关键概念的说明”以及第三节“西语哲的价值”与第五节“从语言涉入哲学：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关于西语哲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的区分，只是学科的区分，完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在哲学、语言学或者昆虫学或者爱滋病理学之间，划出高贵与低贱，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是对科学的践踏。（顺带说一句：这两种研究的区分的分析，为第五节“语言哲学之路有多少”作了铺垫。）
作为传播与研究分析哲学的单个学者，许国璋的贡献至少有二：一，他是有意地迎着哲学走上前去的外语学者，他有首先引进与研究之功，对今天在外语界形成西语哲大气候，他有奠基之功。第二，他以对西方哲学的谙熟提醒了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如果有了哲学的高度，会给语言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深刻的改造。在1991年出版的《许国璋论语言》中，收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1988），“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1985），“《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1990），“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1983），《论言有所为》（摘译）（1979），“金岳霖论语言”（1986）六篇。这六篇说明，许国璋的语言哲学传播与研究已有相当的深度。可以支持这个判断的是对“《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的题目注解，他在题注中说：“我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这一语言哲学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本文所说的‘语言哲学’出于文化语言学。”从这一题注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他对西语哲已有充分的了解与研究，那个时候他说“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正是现代说的“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二，他明确地将分析哲学与别的哲学分开。又如，从题目上看，“金岳霖论语言”，好像不是哲学而是论语言，细读论文，却是为了阐明金岳霖的《知识论》，而epistemology是典型的西方哲学第二阶段的领头的标志性问题。也就是说，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获取的结论是哲学的。金认为“认知需要语言，作出反应也需要语言”。许国璋选取这个题目，表明了他对西方哲学的谙熟。尤其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一，这五篇当中的《论言有所为》（摘译），是正宗的分析哲学，其作者Austin与另一位分析哲学家Gilbert Ryle一道，已是公认的“当时所谓的‘语言学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支持者。”（Baghramian 1999:107）
从1979许国璋《论言有所为》（摘译）到1999年钱冠连西语哲一连串研究13篇的第一文（1999）[iii] 之间的20年光景，外语界的西语哲研究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把国内主要外语刊物1979年至1999年期间发表的有关语言哲学的文章彻底地搜索了一遍，发现除了许国璋的几篇文章之外，尚有17篇涉及语言哲学。这里有一点说明：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不包括Saussure、Humboldt和Bakhtin的语言哲学思想。我们之所以认定以下17篇是（分析的）语言哲学方面的文章，也是看题目、立意、尤其最后所解决的问题都在世界一束的道理上。这个搜集可能会有所疏漏，但大致应该就是这些了[iv]。这17人中，大多数作者一人一篇，虽然是挖了一锄头就走，但众人却挖出一个大洞。只要有所开发与发掘，是很珍贵的；徐海铭与郭聿楷各有两篇，更应珍视。虽然不是大面积的人参与研究，虽然研究的人也只是评述与介绍，虽然不是以自己的独立创见为主，但是这17篇直指分析哲学主题，表现出可贵的哲学远见，至少不使这一段历史成为外语界西语哲研究的空白。
王寅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并非以研究西语哲为主线条，他的主线条是体验哲学，兼西语哲。但是，就可以发现他对外语界最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很早（从80年代起）就有了哲学指导意识并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充分地展示了哲学意识，有的甚至直接研究语言哲学。由于他在语言研究中引入了哲学研究，真的就使他的语言学研究显示出深刻性与穿透性。钱冠连曾在同事面前评论他的研究几乎是一年一大步。个中原因现在看来是很清楚了，这便是他自觉地注入了哲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从中青年语言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语言学家，给外语界树立了向语言哲学索取营养的榜样。例如，专著《论语言符号象似性》（1999），讨论了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任意性与象似性。专著《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2001）涉及到哲学语义学、西方语言哲学家对意义定义的较为系统的梳理，成果可以落实到形式语义学、模糊语义学、认知语义学。专著《认知语言学》（2007）对西方语言哲学中基本内容作简要梳理，并具体论述了体验哲学的发展基础。又如，他在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语义的逻辑表达式”应用了逻辑，90年代论文“试论英语中的点性意义与线性意义”运用了真值条件的分析，“语言学中"意义"的定义综述”中综述了许多语言哲学家的观点，“现实--认知--语言”讨论了三因素间的反映与对应滤减现象。又如，2000年后，他又八论语言的体验性，深入地、连续地探讨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又有“语言世界观多元论”等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了语言哲学，并且，他溯源体验哲学，理清与西语哲的关系。
从1999年至今2008，又是一个十年，我以为，外语界西语哲研究终于正式起步。正式起步的标志是：
（1）作为一个方面军的力量出现，追赶着中国哲学界。
钱冠连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从90年代之初起始，被语用学的大家都是著名哲学家这一现象深深吸引，试探着走向语用学的纵深处，幸运地发现了其源头原来是西方分析哲学。从此，他从这个源头处发现了分析哲学即后来称谓的语言哲学相继为句法、语义学、母语习得、原初翻译等等奠定了直接的基础，这个对他而言的新发现，使他决心从语用学一个学科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攻读与研究。他的成果浮出水面是在1999年，15件作品中，属传播与引进的工作（如“语用学的哲学渊源”等）与独立研究（如《家园》等）各占一半。他比较注重创造，即他所说的“节外生新枝”，如专著《语言全息论》与《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v]可能为汉语语境下的后言哲学的走出一条新路子。他利用一切可能的讲台，将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加以彰显，建议他的同行注意西语哲对语言研究提供的营养是全面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他的推动与策划下外语界举办了两次西语哲（暑期）讲习班（四川大学与首都师大）和两次研讨会（首都师大与广外大）。他所培养的西语哲方向的博士现在已经并且今后可以在深化语言哲学研究方面做一些事情；另外，努力推动了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以上几个方面所留下的潜势与后效，日后也许有可察可鉴之处。
李洪儒对西语哲的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他自身的成果引人注目。论文10余篇，以语言哲学系列探索六篇（如“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为中心，方向明确而集中（如“认知链条上词的意义与指称对象”）。还有专著三部：专著《语言哲学: 历时与共时交叉点上的节点凸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颇有份量。除了分析哲学之外，他还研究欧陆哲学，如“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脉络梳理”。第二，他以《外语学刊》副主编和实际操作人的身份，对西语哲在中国外语界传播与研究，有着卓有成效的推动，这是他的特殊的贡献。在外语界尚无专门哲学刊物的情况下，这个外语刊物充当了分析哲学与欧陆语言哲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外语学刊》“语言哲学”专栏始于2004年第4期，经过两年的准备，2006年开始常设“语言哲学”专栏（主持人钱冠连），至今已经开设2期，无主持人的语言哲学栏目做出13期。最可贵的是，他的指导思想正确：系统引进外国语言哲学方法、思想，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服务；突破狭义理解语言哲学所造成的局限，对不同思潮兼收并蓄；以外语界该领域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为领军人物，另以一些有成就、有潜力的学者为中坚力量，建立中国既懂语言学又懂哲学的语言哲学研究队伍；虚心向哲学界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前辈、权威学习，并且尽量将他们联合起来一道建设语言哲学；中国语言哲学的建设应该纳入当今世界语言哲学研究的宏大视域；利用语言哲学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令人的欣慰的是，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都渐渐收到了效果，外国学者（如旅德、旅澳学者以及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辛和韩京）开始关注这个栏目，并向外语学刊投稿。
隋然的研究展示了另一种特色。他为外语界的如下现状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那么多的非英语语种的教师与学者，怎样进入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他的办法是利用他自己的语种，从俄罗斯语言哲学史切入语言哲学。他在“俄罗斯早期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俄语教学》2006年第1期）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俄罗斯语言形式主义是斯拉夫主义思想继续发展的结果，它第一次将语言视为文化现象，并使语言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也证明了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成效。语言哲学形式主义流派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史上重要和必然的阶段，同时也表明语言的哲学阐释在向科学的语言哲学转化。隋然的另一贡献是，他主持与操办了中国第一届西语哲的研讨会（2006年）。
刘利民博士是从心理语言学进入语言哲学领域的，还是在攻博期间及后来发表的5篇论文，就开始引人注目。其中川大学报2007年第2期发表的“惠施‘历物十事’语言哲学新探”的文章标题已在《新华文摘》列出（2007年第12期）。这标志着中国哲学界某种程度的注意。《在语言中盘旋》一书，是他的博士论文，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审稿人之一张志林教授，系中国哲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预言《在语言中盘旋》会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注目。果然，此书已列入《中国哲学年鉴2007》。他的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他协助主持与具体操办了中国首届西语哲暑期讲习班（2005年）。
成晓光老师是我国外语界第一本针对外国语言学研究生的《西方语言哲学教程》（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的编辑者。
（2）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二个标志是，外语学刊的支持对培养人才与形成队伍具有重要作用。《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外语学刊》与《中国外语》等外语刊物，多年来陆续少量地发表过一些西语哲研究成果，使外语学人心中的哲学之光终未氓灭。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许国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发表了许国璋六篇西语哲论文，开启西语哲智慧之光，功不可没。近年来，黑龙江大学学报《外语学刊》上办起了西语哲专栏，不仅如此，该刊近年来加大了发表西语哲的论文的力度，这一显著的努力，使这个外语刊物充当了分析哲学与欧陆语言哲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在外语界尚无专门哲学刊物的情况下，《外语学刊》这一努力尤其难能可贵。《中国外语》的主编张后尘以敏锐的眼光、前瞻意识与少有的创新精神使这个刊物在创刊之后不久就立即抓住了传播西语哲这个亮点。外语刊物虽然没有亮出培养西语哲专门家的旗帜，却大大地提升了外语研究的水平，多方面地灌注了语言研究的智慧。
（3）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三个标志是，举办过西语哲讲习班三次，研讨会两次。首届西语哲署期讲习班由四川大学主办，主持人：石坚，执行者刘利民，主要授课人为钱冠连（师生四位）、江怡、Maria Baghramian，张志林、徐开来，参加的重要学者有：隋然、李洪儒等。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西语哲署期讲习班暨首届西语哲研讨会，主持人：隋然，执行者隋然、主题发言人及讲授者钱冠连、王寅、刘利民，李洪儒，参加讲授的重要学者还有：Demont, Maria Baghramian, Pearson。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国际语言学及语言哲学暑期讲习班，主持人：林允清，操办人：林允清，主讲人：Ernest Lepore, Herman Cappelen, James Higginbothan, Peter Ludlow, 钱冠连以及林允清等等。现在，我们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第二次（国际）西语哲研讨会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4）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正式起步的第四个标志是，开设西方语言哲学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除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多年来（20世纪80年代之初）开设之外，还有辽宁师范大学（1999年开始），四川大学（2006年开始）、云南师范大学（2005年一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7年开始）等高校也开设了这门课。此外，外语界招收西方语言哲学方向博士生，除广外大（指导教师：钱冠连）外，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指导教师：梅德明）。
（5）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在200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讨会上宣告成立，这将标志着外语界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西语哲研究阵营。可以预料，这对于形成研究队伍的凝聚力、保持有效的发展方向、打开与国外交流的主渠道、利于筹备大型的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尤其是有利于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是有积极意义的。
小结：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由单个学者发展为方面军，由单纯的传播到研究，由小规模研究到众多的系列研究，大约经历了20多年。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中国哲学界的经验，不必一切从头摸起。我们能马上做到的事情是：“打开对外交流的主渠道；直接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与交流；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西方哲学最新动态。”（江怡 2000：58-59）。这四条经验我们几乎可以照单全收，因为我们可以发挥外语交流的长处，即面对面交流的优势。意味深长的是，江怡在总结中国哲学界尚应努力的方面时，曾指出：“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还较少看到来自中国的哲学家的身影，听到中国哲学家的声音。仔细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的外语表达还没有熟练到像使用母语的程度。……”（江怡 2000：59）问题在于，（西方）哲学表述优势不仅仅靠语言，外语只是翅膀，比外语更难具备的是西方哲学的修养，它是发动机。没有哲学修养，就没有对话中的内行话。没有内行话，就像只有翅膀没有发动机的“飞机”永远不能起飞，就只好靠边歇着。因此，我们要静悄悄地、扎扎实实地苦修哲学基本功。唯有克服了缺乏哲学修养的弱势，外语这一优势才会变为强势。这四条中，第一条“打开对外交流的主渠道”，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每次研讨会都有国外的语言哲学家到场，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署期西方语言哲学讲习班，到会的外国语言哲学专家的人数与层次相当高，但是，我们还没有与活着的语言哲学顶尖专家直接对话（中国哲学界显然做到了）。后面的三条，我们已经认真地做了起来，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从中收益不少。
但是，在“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江怡 2000：58-59）方面，我们显然要大下工夫。要大下工夫。
中国外语界对西方语言哲学的传播与研究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下面的任务是，我们要创造条件，争取繁荣阶段的到来。
我认为，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的繁荣阶段，是否能如期而至，取决于下面三个因素。（1）在质量上选择高水平成果的引进，在时间上保证同步的引进；
（2）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之路来（避免炒作与纠缠西语哲老问题，我们要节外生新枝），最好有流派与学派出现；
（3）以西语哲为营养培育出重大的语言学成果。
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外语界西语哲传播与研究的繁荣阶段的三个标志[vi]，可供参考。
如果同意，这三个标准就会事实上成为我们发展的指南。为此，我们建议，我们要务的第一个“虚”，要明确语言哲学的哲学价值；第二个“虚”，要明确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即从哲学中提取（析出）语言学新学科和新课题；第三个“虚”，从语言涉入哲学，要摸清从语言涉入语言哲学的路大致上有多少。
陈波（1997）提出过“分析哲学的价值”，不言而喻，这是在说分析哲学的哲学价值。他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分析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贯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注重经验和实证，这表现为尊重科学和常识，拒斥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的和绝对的真理，让所有学说和理论始终接受经验证据与反例的证实与证伪[vii]；关注语言和运用现代逻辑，表现为注重对关键性概念的澄清和梳理，注重对思想的分析和论证，并认为论证的过程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哲学理论的惟一判定标准就是逻辑标准，就是看它的论证是否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是否对人的心灵或思想有某种震撼和启迪作用。”（黑体为引者所加）理解这段话，不仅对认识分析哲学的价值有裨益，而且对回答世人常常诘问的“哲学有什么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为补充，我作如下的陈述：
在西语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谜团（puzzles）、困惑(dilemmas)、问题(questions or problems)，这既大大增加了哲学的难度同时又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兴趣与乐趣。在解决与克服这些困难的摩擦过程中，产生出许多智慧的火花。这些智慧反过来推动哲学的前进，同时也向其他领域里的学者（如语言学家）提供了直接的营养，滋生出其他领域里的新成果（如解决语言学新问题）。这种“一种营养养百家”的效果，正是哲学不应忽视的幅射价值或者价值增生，它正是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的渗透力、浸润力的显现。窃以为，这就是第一个“虚”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
我们要务的第二个“虚”是，明确怎样从哲学中析出语言学。
西语哲的语言学价值，我以为主要有两条，第一，作为方法论，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其渗透力与浸润力也必会在语言学中显现。第二，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或者必将成为语言研究的的源头，这是语言学的幸运。
对第一条的解释是，所有的语言研究都需要理性精神的指导，也需要逻辑判定标准。
对二条的解释是，西方语言科学很多就起源于哲学的探索之中，而且此后的西方语言科学思想及流派，大都具有其哲学思想的根基。因此，第二条语言学价值已不是猜想，已经或者将会继续得到证明。无奈的只是，单个的、分门别类的语言学家绝对没有精力去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包括所有哲学问题都已变成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源头的论证与梳理。这个论证只能由单个的专门家一个一个地作出来，最后看综合的成果。现在我愿意为这一声称提供一两个例证，对下面将要提出的七个命题中的头两个作一观察，以便找到从哲学中析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新课题的基本路径。
首先，必要的提醒是，哲学家研究语言的哲学宗旨是，“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Baghramian 1999:xxxviii)。至于怎样从西语哲中析出什么样的语言学，是语言学家在后一阶段的事。
这两个例子是：
第一，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之内（分析见后）奠定了语义学的基础。
路径之一：从哲学宗旨到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与世界相关+一个词、名称、术语、命题指称什么→一种指称理论→语义学的基础（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Frege 1952; Russell 1956; Donnellan 1966; Kripke 1980; Putnam 1975b; Marcus 1993; Evans 1982;）
路径之二：从哲学宗旨到意义理论到语义学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一种意义理论(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 → 语义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Frege 1952; Carnap 1956; Quine 1953; Chomsky 1972; Tarski 1944; Davidson 1984; Heal 1997: 180, 179；Dummett 1993)。请注意，“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稍后解释。
第二，分析哲学在二值原则之外（分析见后）直接化为语用学。
只有一个路径如下：
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一种意义理论(仅在意义的使用论+超二值原则+意义是交际的产物的观照之下) →语用学 (作为哲学的一个副产品) （Wittgenstein 1964；Austin 1979：233-252；Austin 1962；Grice 1957）请注意，“超二值原则”稍后解释。
请看第一个命题之内，路径之二，产生了“一种意义理论”之后，发展到语义学。而第二个命题之内，同样产生了“一种意义理论”之后，却导致了语用学的产生。这是为什么？须知，在产生一种意义理论之前，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阶段：“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词语如何既与其他词语相关又与其他词语的说出者的信念与意图相关→”。从两个不同的路径中，很容易观察到，导致语义学的意义理论是“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而导致语用学的意义理论却是“仅在意义的使用论+哲学多元论+意义是交际的产物观照之下”。
为什么“仅在意义的真值条件观照下”会产生语义学？所谓意义的真值观照，就是西方哲学中统治相当长时期的二值原则（the principle of bivalence）。这种哲学立场主张，任何一个给定的命题非真即假，还进一步主张，具有真值的命题，才有意义的基础，而真值为假的命题便没有了意义的基础。可是具有慧眼的Austin (1962)和他的学生Searle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以言行事的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这种话语既不真也不假。例如我们对I will be shown here这样的话语（对将来的许诺）的真值，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难以断定的。那么，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吗？他们认为，事实上这句话是有语义值或者说意义的，即以言辞做了一件事，即许诺。这样看来，许多话语在意义二值原则的框架之内没有意义，而摆脱这个框架便有了意义！这便是上面第二个命题路径中的所说的“超二值原则”。此言一出，就开辟了认识意义的另外一些天地，形成了意义多元论：使用即意义，意义即交际，等等。语用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语用学，那是后来的事，分析哲学家Wittgenstein, Austin 的初衷只是为了探讨话语的意义来认识“世上的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的”（这是分析哲学，可不是语用学!）
以上两个命题的演变，只是“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已经相继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头”的两个例子。以下的几个命题的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由于篇幅的巨大，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
第三，分析哲学为母语习得的规律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
第四，分析哲学为外语教学的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五，分析哲学直接为句法奠定了基础。
第六，分析哲学为翻译与解释提出了基本原理。
第七，分析哲学为修辞观（与中国式的修辞手段不同）提供了基本理论。
最重要的是，语言学要从哲学中提取新课题，因为新学科毕竟是少数。下面是一个重要的猜想：即西语哲中的许多精典问题，都极有可能或者极有潜力成为语言学与语言研究新课题的源头。这些精典问题是[viii]：
1. 同一陈述(Identity statements)；
2. 空名问题（Empty names [‘Sense and references’ by Frege, 1952, 1960])；
3. 存在论承诺或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
4. 隐晦性或隐晦句（Opacity）；
5. 摹状词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s (Russell 1956 )]；
6. 语义悖论[The semantic paradoxes (such as the paradox of the liar) (Tarski 1944)]；
7. 逻辑实证论(者)与证实原则（logical positivist and 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
8. 抽象体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abstract entities (such as proposition, properties, concept, relation, numbers) (Carnap 1950)]；
9.语言游戏理论[language games (played or enacted within a form of life) (Wittgenstein, L. 1953)]
10. 哲学的“假问题”与真问题之分(Demarcating Philosophical “pseudo-problems” from genuine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11. 言语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ix] (Austin 1962)]；
12. 奠基在意义理论之上的意图[Grice’s intention based on theory of meaning (Grice, H. P. 1957)]；
13. 意义的自然理论（物理主义）与规范性[Naturalism (physicalism) vs. normativity in meaning]；
14. 信念网络[The web of belief (which has a center and a periphery) (Quine 1953)]；
15. 翻译的不确定性[The doctrine of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 linguistic behaviourism) (Quine)]；
16. 意义的整体论[Meaning holism(Quine 1953, Davidson )]；
17. 原初翻译或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 (a modification of Quine’s method of ‘radical translation’)]；
18. 宽容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sharing a world-view) (Davidson, and Quine, following Wilson) (Davidson 1984:200)]；
19. 限定摹状词的指称用法与归属性用法[The referential and attributive uses of (definite) description]；
20. 模态逻辑[Modal Logic (Saul Kripke 1959:1-14)]；
21.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 (which are just the ways the world might have been)]；
22. 指称的因果关系论（Causal theories of reference）；
23. 分析—综合之区分（之否认）[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Quine)；
24. 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s (Kripke)]；
25. 哲学的功能主义[Functionism in philosophy (Putnam 1975a）]；
26. 意义与真值理论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Realism vs. anti-realism in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truth.）；
27. 语义的外在主义（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Semantic externalism / externalist theory of meaning (hence Putman’s famous Twin Earth experiment)]；
28. 内在主义的意义理论[Interna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Searle on cluster theory)]
29. 语言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 （Putnam 1975b）]
30. 名字的因果理论[The Causal Theory of Names (Evans 1985)]
31. 名字使用的实践[The name-using practice (Evans 1982)]
32. 量化模态逻辑[Quantified modal logic (possibly and necessarily as well as some and all) (Marcus 1946, 1947; 1993:7)]；
33. 以语言为中心的信念理论[language-centered theories of belief (Marcus 1993)]；
34. 语言习得问题(语言与生俱来理论)[Issues relating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Chomsky), UG as a ‘theory of our biological endowment’/ some genetic component ]；
35. 思维语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 (Fodor )]；
36. 内容的外在主义与反个人论[Content externalism and anti-individualism (Burge 1989)]；
37. 彻底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A complete naturalistic theory of meaning/an evolutionary biological perspective to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human mind and language (Millikan 1984)]；
38. 私人语言论证[The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 (Wittgenstein)]
39. 话语的语境敏感性（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utterances）；
40. 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语义学家与兴趣集中在语言使用人的语用学家之间的争论（Debate between semanticists, those who consider language itself as the object of their study and pragmatists, those who focus their interest on the users of language.）；
41. 隐喻及其意义[Metaphors and their meanings (e.g. Davidson)]。
我以为，上面西语哲中的至少41个“问题”的价值有二，一，可以从中提取出语言学的新课题，如果情况更好的话，还可以析出语言学的新学科来。我们将会在第五节看到，这些经典“问题”可以直接用作“节外生新枝”的母枝，帮助我们从语言研究涉入语言哲学，走上语言哲学之路。二、这些“问题”形成了西语哲中的核心行话或术语。进入了这个行话圈，大致上说就进入了西语哲领域。
小结
（1）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之所以相继成为(或者有潜力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契机，即发生了西方哲学的“语言性转向”这一关键的变革。这一变革向哲学中注入了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这一手段，于是，哲学与语言形式之间便有了天然的联系。天然联系中，隐藏着语言学的萌芽。
（2）语言学家能否从哲学问题的讨论、争论、批评中，观察出并找到变为语言研究的新路径，需要三个东西：智慧、方法与专门家的知识。首先说智慧与勇气，像上面Austin那样，向已成定规的真理（如哲学中的二值原则）发出疑问并超越它。其次是方法，强调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这刚好是分析哲学家所用的方法），这便是“我按着你走进迷宫的路径走出迷宫”。这不是蹊跷，而是规律。所谓专门家的知识，就是只有专门家才知道各人需要析出什么和怎样析出。
我们要务的第三个“虚”是，明确怎样从语言涉入哲学，摸清从语言涉入哲学的路大致上有多少。
如何从语言涉入哲学，首先就要问一问，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与基本方法是什么？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大致上是（1）世界一束，（2）人的思想[x]。这两条大致上概括了中、西哲学的研究对象（philosophy固然西方始，中国还是有哲学）。因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等，“天”与“自然”可以相当于西方哲学里的“世界一束”，而“人”大致上可以相当于西方哲学里的“人的思想”。而且，中西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致上是思考、思辨、玄想或者形而上地玄想，但分析哲学独特地利用了逻辑分析与逻辑判断。于是，哲学的基本任务是（1）对世界一束进行思考，（2）对思想进行思考（试比较冯友兰（1996：2）提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们立意要将语言研究涉入哲学那里去，那就应该将语言研究达至（1）世界一束，（2）对思想进行思考。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算是语言性的。
从语言涉入哲学，总的原则只有一条：从语言下手，达至世界一束（而不是达至语言形式与运用）或者对思想进行思考。这样，我们就在研究语言哲学。这既是从语言涉入哲学的路，也是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分水岭。
定下这样的原则，其根据和基础在哪里？我们的根据是：
第一，西语哲在谈到指称理论与意义理论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经常使用语言来描述事物是如何存在于世或者表达与世界相涉的人的信念、愿望与希望”（黑体为引者所加）[xi]更简单的说法是“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词语如何与世界相涉，但意义的问题却超出了指称的范围”（黑体为引者所加）[xii] 。这两处引语里都反复将词语与世界直接挂钩。（但事实上做不到词语与世界一一对应，这是世界与语言不对称的情况。）
这个原则所依据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西语哲的关键词“世界一束”本身可以启发我们，语言分析就是为了要获得世界一束（即世界、实在、对象、实体或虚体、事物、是、存在）的道理。
所以，我们把从语言涉入哲学的总的原则那样定，也把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分水岭那样定。有“世界一束”在胸，一旦外语学者自己也要踏上语言哲学之路的时候，就不会跑题与偏离哲学轨道，就会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调整到对准世界一束的方向或者对思想进行思考的方向。这就上了哲学之路。
可是，事实上有不同的语言哲学。不同的语言哲学，盖出于“从语言下手”的种种不同。这种种路径举例如下：
（1）从语言的逻辑分析下手，从一个个句子中找出隐藏着的逻辑结构，达至世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分析哲学（Frege,Russell,Wittgenstein）。
（2）从追问语言的性质、人怎样使用语言开始，达到世界一束或者人的思想，大致上是欧陆的语言哲学，如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Heidegger 1982a，1982b，1982c，1975a，1975b）。钱冠连的《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2005）大致上也是这个路子。他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居所”那里打通，横跨语言、社会与人文社科来解释人的基本行为（不是为了探讨词语的形式与用法），提出了“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居所，还是人的最后家园”，海德格尔说“语言使一物成为一物”，钱提出“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不仅仅是存在）。人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有意义”，这是进了一步。
Lepore, E.与Pelletier, F.J（2007年4月27手稿）所指出的“语言涉入哲学的三层次”（同样也是从语言着手，达至世界）中的第一种：“非正式地观察‘我们说些什么’或者‘如果……我们会说些什么’，然后从这些观察里作出存在论或认识论的结论。”（黑体为引者所加）这个层次可以合并到欧陆式的如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中。
（3）“研究从系统观察中得来的现象，诸如回指、无变化的结构（infinitival constructions）、省略、介词短语限制语……，然后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解释或论证哲学结论。”（黑体为引者所加,Lepore与Pelletier 2007）他们自己的论文“Meaning and Otology”就是这种成果，从此文中，我们见识到，为了得到一个哲学结论，用了55个带有介词短语限制语的句子！我个人认为，这一种语言哲学的模式，适合中国外语学者“拿例子说事”的习惯，因而是一种可以在中国推广的方法，可是，请注意，它同样需要对西方哲学透彻地了解（如ontology, epistemology, the linguistic turn这三个阶段的来龙去脉），否则，得到的结论将不是达至世界或者对思想的思考，仍然算作语言学的研究。
（4）“使用从实证语言学理论取来的理论术语，诸如PRO或者LF或者准省略（pro-drop）或者ECP，然后利用这类概念来得到哲学结论。”（黑体为引者所加，Lepore与Pelletier 2007）
（5）从语言结构与宇宙结构如何同构与如何全息下手，达到世界一束----从语言里看世界，语言结构里压缩了世界结构，和语言与世界的不对称同时存在，这是钱冠连在(2002)《语言全息论》中所采取的路径。
（6）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从这儿着手，达至世界。这即所谓“节外生新枝”的方法。它是思路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做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后语言哲学’。”（钱冠连 2007/1）这可算是对西语哲的一种中国式的回声。沿着这个路径的代表作之一是“惠施‘历物十事’语言哲学新探”（刘利民 四川大学报2007年第2期）。钱冠连其他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大致上都采取这了“节外生新枝”的模式。我认为中国学者适合这一模式，是因为我们梳理出来的（至少41个）经典“问题”可以直接用作“新枝”的母枝。即使这41个“母枝”用完了，还可以寻此相同的路径与方法捕捉到西语哲的其他问题作为母本。这样一来，既可以使自己扎扎实实地读原著，又能将原著直接作为“母本”开辟出自己的研究的“新枝”。这是一举两得之事。
我们必须重视以汉语为语料得出哲学结论的研究路径。
现代语言哲学的路子是很宽的。以上6条语言哲学的进路，绝对不是最后的终结。我们可以从以上6种路径中选择一条或者另创出一种全新的路径。
小结：
（1）从语言下手，达至世界，谓语言哲学；语言下手不同，达至世界不变，但得到不同风格、不同路径的语言哲学。
（2）在种种语言哲学的进路中，一个显眼的特征是，分析哲学家反复将词语与世界直接挂钩，这些路径（如上面6种）最后结论都是达至世界（或者对思想的思考）。可是这样做的同时，又会产生词语与世界不直接挂钩、不一一对应的情况（在词语的背后找不到世界对象或实体），如在分析哲学的形成阶段（19世纪的末期到20世纪的70年代），曾经产生过空名、抽象体、真值为假、本体论承诺、语义悖论等等层出不穷的词语与世界并非挂钩的谜团、困惑、问题；今后，我们同样会遇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谜团、困惑与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不但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阻挡住语言哲学的进步，反而，一个个的疑难会相继变成开启新智慧的契机。可以预计，“一种营养养百家”的效果会反复出现。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研究的概况是，由单个学者努力发展为方面军的努力，由单纯的传播到研究，由小规模研究到众多的系列研究，大约经历了20多年。现已正式起步。正式起步的标志有五点----群体努力、外语学刊支持、研讨会与讲习班兴起、越来越多学校开课、成立学会。
对西语哲在外语界的未来发展的建议是，应该努力创造条件，走向繁荣。今后是否繁荣起来的判断标准，可以参考如下三个：（1）是否出现了选择高水平成果的引进（质量上）以及大致上是同步的引进（时间上）的局面；（2）是否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之路来（最好有流派与学派出现，至少避免炒作与纠缠西语哲老问题，节外生出新枝来）；（3）是否出现了以西语哲的营养培育出来的重大的语言学成果。如果同意，这三个标准就会成为我们发展行动的指南。外语界在上述工作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必须克服没有哲学修养的弱势。
关于向语言学提供新学科与新课题，历史上很多语言哲学研究课题相继成为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源头。下面一个重要的猜想可供参考：西语哲中的许多精典问题（本文列举了41个），都极有潜力成为语言学与语言研究的新的源头。能否找到变为语言研究的新学科与新课题的萌芽，取决于我们的智慧、方法与专门知识。鉴于语言哲学能够营养语言学的事实，我们须好生利用哲学“一种营养养百家”的效果，这正是哲学不应忽视的幅射价值或者价值增生，它正是分析哲学的理性精神与逻辑判定标准的渗透力、浸润力的显现。
关于如何从语言涉入哲学（本文列举6条路径），我们认为有以下规律：从语言下手，达至世界，谓语言哲学；语言下手不同，达至世界不变，但得到不同风格、不同路径的语言哲学。在种种语言哲学的进路中，我们同样会遇到新的谜团、困惑与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不会阻挡住语言哲学的进步，相反，一个个的疑难会相继变成开启新智慧的契机。
Austin, J. L.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3d., J. O. Urmson and G. J. Warnock,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3-252.
Austin, J. L.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 (chapter I) and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 (chapter II)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Burge, T., ‘Wherein is Language Social?’, in Alexander George (ed.), Reflections on Chomsky (Oxford: Blackwell, 1989).
Carnap, R,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 in Meaning and Neces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nlarged edition, 1956). First appeared in Review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4 (1950).
Chomsky, N., ‘Form and Meaning in Natural Languages’, in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evised edition, 1972).
Davidson, D.,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First appeared in Synthése, 27, (1974).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
Donnellan, Keith S.,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Philosophical Review, 75, (1966).
Dummett, M., ‘What do I Know when I Know a Language?’, in The Seas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first published a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tockholm University, May 1976.
Evans G.,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Evans, G., extract from ‘Proper Names’, chapter II of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edited by J. McDow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edited by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translated by Max Black (Oxford: Blackwell, 1952).
Grice, H. P. ‘Meaning’, in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6 (1957).
Heal, J., Radical Interpret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ited by Bob H. & Crispin W.,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Oxford, UK, 1997: 175-196.
Heidegger, M., “…Poetically Man Dwells…”,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Eng. Tr.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5b. Se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Beijing, 1999.
Heidegger, M., A Dialogue on Language,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a.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Eng. Tr.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Heidegger, M., Language,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Eng. Tr. by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5a. Se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Beijing, 1999.
Heidegger, M.,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b.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Eng. Tr.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Heidegger, M., The Way to Language,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c.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Kripke, S ‘A Completeness Theorem in Modal Logic’,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24, 1959.
Kripke, S., extract from chapter I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1980); the first of three talks which Kripke gav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January 1970.
Lepore, E.& Pelletier, F.J. 2007, Ontology and Meaning, （2007,04,27, manuscript）
Marcus R. B., Modalit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Marcus, R. B., ‘A Functional Calculus of First Order Based on Strict Implication’,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1, PP. 1-16. 1946
Marcus, R. B., ‘Some Revisionary Proposals about Belief and Believing’, in Modalit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L (Supplement, 1990).
Marcus, R. B., ‘The Identity of Individuals in a Strict Functional Calculus of Second Order’,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I2, PP. 12-15. 1947
Maria Baghramia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irst American edition, 1999 by Counterpoint, P. O. Box 65793, Washington, D.C. 20035-5793.
Millikan, R. G., ‘Epilogue’ to 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Putnam Hilary.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a.
Putnam, H. extract fro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b).
Quine, W. V. O.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1951).
Quine, W.V.O.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e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Russell, B.,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in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Tarski, A.,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1944).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Copyright © 1953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陈波 1997，分析哲学的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7（4）。
陈波 2005，分析哲学在北京大学[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江怡 2000，分析哲学在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 2002 (第一版)，2003（第二版）。
钱冠连 2007，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J]，外语学刊，2007（1）。
许国璋 1991，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冯友兰 1996，《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级：入门
二级：加深
三级：登堂入室：12本最重要的哲学书目
一级：入门
英语部分 （前有*者，可最先安排读，但并不代表最重要）
*Alston, William P.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entice-Hall, Inc, 1964.
*Dummett，M. 1981. Frege：Philosophy of Language. 2nd ed.,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Dummett，M. Origi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le, Bob.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ackwell,1997.
*Maria Baghramia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irst American edition, 1999 by Counterpoint, P. O. Box 65793, Washington, D.C. 20035-5793.
*Martinich A.P. and David Sosa, 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USA
*Martinich, A.P., 2001. 4th editi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uckland, N.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UCL Press, ltd., 1998.
Austin, J.L.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 and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Burge, T. ‘Wherein is Language Social?’, Alexander George (ed.), Reflections on Chomsky, Oxford: Blackwell, 1989.
Carnap,Rudolf.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 in Meaning and Neces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nlarged edition, 1956. First appeared in Review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4(1950).
Chomsky, N. ‘Form and Meaning in Natural Languages’, in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evised edition, 1972.
Davidson, D.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First appeared in Synthese, 27(1974).
Donnellan, Keith S.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Philosophical Review, 75(1966)
Dummett, M. ‘What do I Know when I Know a Language?’ in The Seas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first published a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tockholm University, May 1976.
Evans, G, extract from ‘Proper Names’, Chapter II of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edited by J. McDow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Frege，G．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 Frege, edited by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translated by Max Black, Oxford: Blackwell, 1952.
Grice, H.P. ‘Meaning’in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6(1957).
Kripke, Saul. extract from chapter I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1980; the first of three talks which Kripke gav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January 1970.
Putnam, Hilry. Extract fro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Quine, W. V. O.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0(1951).
Russell, B.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in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 London: Allen & Unwin,1956.
Tarski, Alfred.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4 (1944)
Wittgenstein，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E.M. Anscombe, Basil Blackwell td., 1953, 1958, 1967.
汉语部分
陈波 1997，分析哲学的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