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连

中文提要：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可分为：（1）西方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含义；（2）语言学帮助哲学家的三个方面；（3）西方哲学的具体语言课题（真值、意义、言语行为、指称、名称、命题、隐喻、语言性质）里的哲学解读；（4）我国一些语言学家对西哲研究语言的动机困惑不解（干嘛哲学家“改行”研究语言？），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解读不明（它们与哲学何以能暗通款曲？）症结何在？

究竟为什么语言分析和其他语言课题成了西方哲学家在兹念兹的主题？西方哲学家一向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不干他们一向在干的事情却要转向语言研究？

西方哲学家一向干的工作是研究“存在”【 being，有时将“存在”表述为“世界”（world）／“现实”／“实在”(reality)】。他们现在转向语言研究，也是为了研究存在（世界与现实）。不了解这段漫长的历史，怎么也不会理解他们在近代一窝风地分析语言。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现在干的正是他们一向在干的事情。他们是通过语言分析而讨论存在。大谈语言是为了大谈存在。

事情当然不会是径情直遂。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出发，第一阶段搞本体论--直逼“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遇到了打不破的坚冰，只好转向第二个阶段认识论（人是怎样认识到存在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的认识的来源、途径、能力、限制是什么？），又遇到了麻烦解不开，最后转到第三个阶段语言论。

语言论这个路子，简略地说，是以海德格尔为典型代表的路子（对这条路子的归纳，可参见拙著《语言：最后的家园》第二章第一节中讨论第一个反思“语言工具论批评”，第三章第一节“存在以语言为家”）。哲学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那是经验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的事，经验科学只能以“有”即“存在”为自己的对象；经验科学不涉及“无”即“不存在”)，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哲学研究人的理性、人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思想时，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了解人们之间如何借语言达到理解与交流，就成了懂得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意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2 ] 哲学地说，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通俗地说，哲学研究人的思想，思想摸不着，只好从语言起顺藤摸瓜摸到思想，分析语词的意义最终成了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语言论这条思路的形成还由于，西哲认为，许多哲学中的假命题，是由于语言混乱造成的。要消除哲学上的糊涂，就先消除语言上的含胡。由是而研究语言的意义。由是而产生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哲学。在转向语言研究的途中，西方哲学家也有重大的区别。对此区别，周国平是这样认为的：“一派哲学家认为，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解构语言，把语言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另一派哲学家则认为，弊在语言上的逻辑不严密，是语言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分诱使人们对一个所谓本体世界想入非非，造成了形而上学假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进行语言诊断，剔除其不合逻辑的成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的严密的逻辑语言。不管这两派的观点如何对立，拒斥本体论的立场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分别代表上面两派的哲学家。” [3]上面这一段话，理解稍有困难的是“弊在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怎么逻辑上不严密的语言不好，“逻辑化的语言” 还是有弊呢？这不成了左不是右也不是吗？其实，只要我们想想维氏在另一个地方的话，就对“弊在在逻辑化的语言”一说也会明白过来。这另一个地方的话是：在《哲学研究》中，他提出哲学是一种语言病。他后期则主张，“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唯一合理的，一旦人们'哲学地'使用语言，问题就出来了。”他提醒人们不要将语言往纯逻辑的“理想语言”上引，注意日常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过份地要求语言逻辑，同样会生出哲学麻烦（“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

应该说，大谈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大谈存在，不消说是哲学性质的；另外，从语言摸到思想和理性，研究思想和理性是哲学的已任，这当然也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哲学家大谈语言分析、语词意义是在哲学的轨道上，而不是在语言学的轨道上。

我们不妨将上述过程(语言分析何以成了哲学家的主题)简化为语言研究的哲学轨道三含义：（1）西方哲学研究两次转变方向，本体论搞不通了转向认识论，认识论搞不下去了转向语言论；（2）通过研究语言来撬开“存在”，撬开思想与世界。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用利科的话来说，就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也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3）西哲认为，研究语言可以澄清一些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而解。

首先，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了解语言也就是了解人，“了解关于人的某种知识”（to know about language i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being human.）。马蒂尼奇（A.P.Martinich,1990）[4] 这一说法是对的。他还认为，人的语言符号有这样一个特性：有限的符号造成无限多的表达式。直接研究人来了解人固然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通过人的产物（输出）来研究人也是一个有效的角度。这正等于通过人的大便、小便、汗水、痰液、舌相、面相、脉相、耳相来研究人体内部状况是一个道理。如何通过了解语言来了解人呢？了解了语言的什么便了解了人的什么呢？

西方哲学家的回答一般是下面三点（他们谈得最多的四点）：

了解了语言的排列序，就是了解了人的逻辑心理，人认识世界的认知模式。

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解了一个人的用语，就是了解了一个人的文化状况。

从语言结构了解宇宙的结构，因为宇宙结构与语言结构是全息的。[6]

上述六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是一篇大文章，够我们下焦思苦虑、述往思来的工夫。

第二，“既然某些哲学问题看来是起因于语言结构的错误信念，所以，理解语言结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些哲学问题或完全避免它们。”Martinich（1990）举了一个例子：“例如，既然 '无沿路走来'（Nothing came down the road）这个语句（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语法上类似于'约翰沿路走来'（John came down the road）这个语句，而约翰是某个实存的东西，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无也是某个实存的东西。但是，这种荒谬的观点是由对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所造成的。”

试解释如下：Nothing came down the road 是个误句，误在凭空制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实体。无（nothing）并非是一个实体。但这个误句却是根据John came down the road 推衍而来。推衍错误之一是：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句子句法是一样的，于是认为John如何如何是对的，推衍出Nothing如何如何也是对的。错误之二：既然John是某个实在存在着的东西，以为nothing也是个实在存在的东西。误解的根子是：以为nothing和 John这两个语词所发挥的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推翻这样的误句，就等于在世界上减少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实体，这是哲学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哲学胜利是因为澄清了“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的一个误解而得到的。

[1] 此文根据拙著《语言：最后的家园》第二章第三节“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解读与启发”改写。王宗炎先生详读全文并惠赐教益，谨深表谢忱。

[2] 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第38页。

[3] 周国平：哲学与精神生活，《方法》，1998／1。

[4] A. P. Martinichi : Introducti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海天出版社，1993。

[6] 钱冠连：《语言全息论》，尚未出版。还可参考“语言全息律”，《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8。或参考：“语言全息律”，《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