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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分析哲学”的题目下，说的是“语言哲学”

Marina Sbisa（Sbisa , M. 1995）以Analytical Philosophy为题所写文章的思路如下述。其他哲学家的评论与本文作者的评论夹在其间。

首先是：哲学怎么可以是分析的？分析什么？语言性转向怎么和分析哲学发生关系的？即：分析哲学是如何获得语言走向的？

了解分析哲学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１）从分析各种概念、思想，分析世界如何到分析语言；（２）分析与建立科学语言的理想；（３）分析的对象又如何转向了日常语言；（４）分析哲学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形。

分析各种概念一直是哲学家工作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中世纪哲学或现代哲学那里（Descartes, Hohhes, 英国经验主义者）那里找到正儿八经的分析先例。但是，分析活动作为哲学的中心课题在理论上明确起来还是现代哲学潮流——即所谓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兴起以后的事了。“分析哲学”这个标签一般是指是从19世纪末叶到现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哲学研究与理念。”这种哲学研究与理念，并无一套共同的、固定的特征，但是却显示了相当的“亲属相似性”。它们大部分是属于英美哲学背境，但在英美哲学的奠基人里头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弗雷格（Gottlob Frege）是德国人，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是奥地利人。进一步的情况是，“分析哲学风格如今已扩展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大部分国家共同致力于对哲学问题做出明确而细致的表述，在哲学问答中小心求证。大部分人都具有经验主义者的传统，认定只有确知为真的命题才是分析性命题。大部分人将哲学视为一种分析活动，并且（或者）将语言研究视为处理或解决哲学问题的必要手段”。请读者注意：从分析哲学出现的时间、研究理念与代表人物可看出，分析哲学指的正是语言哲学。分析活动要处理、要解决的对象是哲学问题，语言研究是手段。因此将the linguistic turn理解成语言自身转向，是既不符合原旨又不符合原意的，将其译成“语言转向”自是不妥。（虽然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正面面对the linguistic turn。）

这后面的两个特征（经验主义者的传统，只有确知为真的命题才是分析性命题。将哲学视为一种分析活动，或者将语言研究视为处理或解决哲学问题的必要手段），也许对于理解“分析哲学”这个标签的来源是最重要的。

现代哲学的使命常常是构筑人与世界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历史。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分析哲学家的视线常常盯住如何理解我们所言与所行，盯住我们为控制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机会与手段。这样一来，他们常常表现出倾向于方法论（而不仅仅是理论），倾向于赋予语言以突出的地位。

分析哲学的开端是20世纪的语言性转向(the “the linguistic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与前面“从19世纪末叶到现代”的说法基本一致)。分析哲学的滥殇常常认定为出现在20世纪的、被称为“语言性转向”的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或者我们将原文译得粗俗一点儿但却更清楚一点儿，便是：分析哲学的开端常常认定为出现在20世纪的、被称为“语言性转向”的搞哲学的方式的转变（a change in the way of doing philosophy,  Sbisa, M. 1995）。这是我们在讲分析哲学的文献里正面面对“the linguistic turn”这一术语。我们可以明确这样几点：（１）所谓“语言性转向”就是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不是语言研究自己在转向。从上面一段原文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将the linguistic turn译成“语言转向”与原旨（a change in the way of doing philosophy）几乎是不沾边的；（２）这个转变标志着分析哲学的滥殇；（３）这个转变发生的时代是在20世纪。本文作者要强调的是，在“分析哲学”标签下的这样三个判断，也正是指的“语言哲学”。

许多哲学家，面对科学家合作而带来的科学的巨大进步（他们相互吸收了证实为真理的结论），开始在哲学中寻找判断理性一致 （rational agreement）的标准。怀揣这样一个目的，他们将注意力不是投向世上的人与事物等等，而是投向我们用以谈论这些人与事物的语言。要么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要么是对普通语言的理想的理解，才能避免哲学家的误解，从而推动理性的一致。（Rorty  1967:15）

达米特认为，区分分析哲学与其他学派的特点是两个信念，其一，思想的哲学解释可以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得到；其二，能充分理解的思想解释却只能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得到（Dummett, M. 1975, 1976）。本文作者想强调的是，达米特的这两点看法，可以推测出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是同指。

分析哲学必须要了解的几个哲学家：第一位是奠定了分析哲学基础的弗雷格（Frege, G.1960），另外两位是Moore, Russell。Gottlob Frege的工作，对回答西方哲学为何走向语言分析，颇具代表性（参见Sbisa  M. 1995:29）。他尝试将算法还原为逻辑，为形式逻辑与数学哲学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最先处理了表达命题态度的句子的分析问题。在分析性的语言性转向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基础概念，即被Dummett（1975, 1976）称为“从心智中挤出思想来”（the extrusion of thoughts from the mind ）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个概念的观照之下，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句子的含意而且被一个心智行为所抓住，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心智内容，因为含意（与主观的表达相对）是可进入交际过程，因而是客观的。这样的信念就使概念与命题分析获得了一个非心理的走向。在分析哲学家中间，这个方向很快地变成了语言的走向。分解句子就要相应分解它所表达的思想，这样一来，分析一个思想结构就得分析相应句子成分的语义上的相互关系（ Sbisa, M. 1995）。本文作者以为，这一段话几乎是弄明白分析哲学如何获得语言走向以及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是同指的一把钥匙。Frege与另外两位Moore, Russell刚好就是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提到Moore, Russel，一个事情（西哲20世纪前后的变迁）先有“分析哲学”的标签后有“语言哲学”的标签的线索，就更清楚了：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未20世纪初的Moore和Russel。分析哲学家都主张，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即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只是到后来，语言分析逐渐形成了哲学中“语言性转向”的变革。再后来便是：“语言分析”方法上存在着两派：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philosophy of ordinary language，简称日常语言学派）。

了解分析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分析与建立科学语言的理想。一是发现语言的日常用法和语言的哲学用法中的误导特征，二是以逻辑上行得通的语言取代推测起来不可靠的语言。所谓的“建立科学语言的理想”指的就是“以逻辑上行得通的语言取代推测起来不可靠的语言。”关于这一方面，要读的哲学家是Wittgenstein与 Rudolf Carnap(1932)。早斯的Wittgenstein就认为，日常语言常常不能让我们看清复杂命题的逻辑形式。本文作者提请读者注意：这两位，也正是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三方面是：分析与日常语言。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大学如剑桥与牛津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了不同的分析概念，有的居然宣称以后再也不应称为“分析”。哲学家关注的东西从约简、重建与解释转移到描写与阐明。相应的变化是，分析的对象从科学的语言转移到了日常语言。这一方面要读的哲学家还是Wittgenstein——思想变化以后的Wittgenstein（他对日常语言哲学有很深的影响），还有牛津派哲学家（Oxford philosophers）如  J. L. Austin(1970), P.F. Strawson,   H. P. Grice等等。（这些哲学家正是著名的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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