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研究四难与学者个人素质
钱冠连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有四难：一是科研论文中重复劳动压倒理论创新；二是解决两张皮问题前途不明；三是外语教学“投入多，收效少”的问题久拖不决；四是轻视非功利的语言理论。究其因，体制、文化传统、教育纲目、评价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虽然重要，而尚未拿上桌面讨论的学者人格更为难办。本文不讨论体制与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只涉及四难背后深层原因中的一个：学者个人素质与学者人格对这四难应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再不公开讨论恐怕是不行的了。
一、简短回忆我对相关问题论述的缺陷
在“向世界贡献原本没有的东西：外语研究创新略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中，作者指出：我国外语研究现状：引用新材料、提供新视角者多，理论创新少，中青年学者的理论体系创新几乎为零。阻碍创新的几个因素：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之道，催生了不容创新的人文舆论，滋生了墨守成规的基础教育；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妨碍了外语研究中的理性创造与精神追求；两个心理障碍是：很难在非母语研究上创新；学人为争身前之名急功近利。
在“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中，作者肯定实用性理论(功利性理论)的同时，指出我国外语界在相当程度上误解并拒绝非功利理论(指的是不能应用于传授或学习一门外语的语言理论)，否定脱离应用的理论，否定超验的理论。对外语研究中的纯理论的研究往往斥之为“空对空”，对“空对空”理论深恶痛绝；只要有机会，便呼吁消灭这种“毫无用处”的理论；对不可用理论的种种责难见于种种评论与场合。常常听到的口头禅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外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译)的理论有什么用呢？”
另一文“论外语学者对母语研究的建树：再论‘两张皮’(《厦门会议论文选》，200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论证：一、外语学者回归母语研究做出重大建树的规律是，他们在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之中，在不同语言的价值观的冲突中才能质疑语言本身，由此探明真象。这就是所谓比较与双吸收效应；二、无障碍利用对方语种文献对汉语界与外语界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回归汉语研究的外语学者，最有条件成为无障碍利用外文文献的汉语研究者。其优势是短时间之内对母语研究作出创造性贡献；三、两张皮源于我们的语言学培养体制造就了并容忍了瘸腿子、一只眼式的个人素质。作者从培养体制上提出了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解决办法。
作者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21世纪语言学研讨会”所做的报告“21世纪的语言学：外语界做什么？”中，重点针对研究的缺陷分析了引进中的“夹生饭”，不愿超越“二传手”，两界学人互不介入，外语教学过度在形式分解上折磨学生，功利性倾向。
以上论述，涉及到四难的体制与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却回避了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人格、个人的素质应对这四难负什么责任？事实上，学者人格、个人素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决定了四难。
二、学者素质应对四难负什么责任
一是重复劳动压倒理论创新。学者个人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评定职称与工资、住房挂钩，为了抢时间尽快评上职称，重复别人劳动当然是方便得多。见地独到的灵感来到之前必须是专注的、深入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智慧必须在宁静的心境中才能结晶出来。这样，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较长或很长的时间跨度。为了尽快(问题就出在这个“尽快”上)弄上住房与提升工资(涉及正当个人利益的事，本文作者都赞成，下不再赘)，当然首选重复别人的劳动。这还是好的。坏的是种种侵权行为时时发生。
二是解决两张皮问题前途不明。过去老以为是理论问题不清楚，并挖空心思找理论方面的原因。我曾经赞同这样的的观点，“系统的结构或者配置很少能自显自明(self-evident)”(Bertalanffy，L.1973)，这个断言往前走一步，便是：系统的结构或者配置不能自我作证，不能自己对自己进行评价。①所以，一个语言研究人员必须同时对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将两张皮合成一张皮)，才能产出真正有所发现的成果。这是因为，一个运行起来的系统不可能怀疑自己，不可能对自己进行价值判断。现在看来，即使是原因找对头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不少教师认为，又要学外语，又要学汉语，又要两者精通，哪来这么多时间？哪来这么多精力？有无时间与精力是一回事，更重要的事是，愿意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这当然不涉及到人格异化，却与责任心与上进心有关，尤其要求学者个人素质(业务准备与意志力)极高。因此，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历史重担，放在许多人身上，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恐怕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自然的过程。只要提倡两界沟通起来，必然会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地将这个问题解决。
三是外语教学“投入多，收效少”的问题久拖不决。除教学纲目不当、评价体系有问题、教学方法上还未找到科学的、优化的方案以外，不少教师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花在外语市场上挣钱也是一个原因。一个教师，除了六节正式课以外，还上十几节到二十几节的挣钱课(广东叫“炒更”)，试问，还有精力备课、辅导、改作业、研究教学效果、研究语言理论吗？有人反问：不挣钱拿什么买房子？事实上，买下了房子的教师，
仍然把心思与精力花在挣钱、做生意、炒股及其他赚钱事上。若说这还不是教师人格被物质异化，恐怕不能令人信服。
四是轻视非功利的语言理论。国家重视功利性的理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国计民生需要。问题在于轻视非功利性的理论就不正常了。最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教授轻视理论，质问搞那些抽象的理论，对专业对经济建设有什么用途。我曾这样反问了三个问题：一、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派与流派？要说有学派，就只一派—大家都跟着国外的最新语言理论、流派跑。问题在哪里？对非功利性的理论不感兴趣，根本上就不会诞生理论；连理论都没有，何谈学派与流派？没有学派与流派的民族，只好一窝蜂地解释别人的理论，永远跟着别人的理论跑。江泽民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文版本，据新华社2000年7月2日电)中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你怎么能保证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都与实用有关？那个坐在轮椅上的Ｓ.Ｗ.Hawkins研究宇宙大爆炸，在短期内，你知道它有什么实用性？对什么理论都要问一问有什么实用价值，那就会取消许许多多的理论，最后，我们哪还有什么理论流派？二、How
will the futurity regard us？后人怎么看我们？后人又记住我们什么？后人绝不会记住某某某生前是什么职称，在学会里坐第几把交椅，开会上了主席台没有。后人能记住的只是他有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理论，他提出了什么概念，他发现了什么范畴与思维模式。什么是学术研究？提出了可行的新概念与新范畴，形成新的系统，就是高层次的、成功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不包括技术界)，如果没有独创的理论，没有独创的概念，没有独创的范畴，后人就根本不会知道有某某这样一个人。不要说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人一死，就会将生前有许多“虚光”的人忘得干干净净。绝对是人走茶凉。我们希望现世注意我们的浮名，事情却是相反：后人却只是记住了智者的理论与新技术。浮名短命，理论长青。三、任何人—不要说学者了—做事都在遵循“出虚入实”这一规律。虚是什么？就是abstract，idea，theory。一个头脑里有了抽象概括，有了深刻理论，有了深刻思想的人，才有可能产出不凡的“实”。同样一个题目，有“虚”或者有“大虚”的人，出手的“实”，就是高出一筹。学者干的事就是出虚入实的事。教授必须从事理论研究。不从事理论研究的教师，在德国不能当教授，只能当讲师。可是，我们的外语界的教师半数讨厌理论，在国际学术界还能有我们的席位吗？
我们的教师不爱理论，那去做什么了？一种情形是：他们对理论本来没有兴趣，当然就没有这样的理论准备。对理论毫无兴趣的教师，国家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名分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才智。第二种情形就不妙了：在学术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情形甚为普遍。从报上揭露的事实看，学者腐败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
解决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四难，最终靠的是学人，学人又靠人格垫底。解决学者个人素质问题，是为解决四难奠定基础。
注释：①钱冠连.语言全息论[Ｍ]. 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