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
钱冠连
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出了不少。1992－1993年度我曾在国际语用学研究中心合作研究过一阵子，发现那里除了常年出版 Pragmatics （语用学）刊物之外（那里有编排的桌面系统），还出版了许多专著，其中有厚厚的六大本语用学论文索引。令人寒碜的是，那里头没有一本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专著。这个贫困状态前些年我们就感受到了。我有幸参与组织了全国四届语用学研讨会，其中还有两次是国际性的研讨。从第二次（山东）起，就发现文章不那么新鲜，不那么精彩了。第三、四两次（山西、云南），与会学者就叫苦不迭了。一是无东西可写了，写去写来还是礼貌策略什么的，没劲儿；二是，大家都感到，缺了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专著的语用学学科，就像缺了一个方面军的大集团军那样不可思议。国内出版的语用学专著倒是有三两种，但基本上是引进与介绍，基本上是 Levinson（列文森）的《语用学》和 Leech（利奇）的《语用学原则》等的演绎。山西会议上，北京的两位教授说他们准备撰写汉语语用学，大家说，好，我们等着。但是，多年的呼唤过去了，以汉语为基础的语用学专著还是没出来。
让笔者动心的还是三位先生的忧虑。“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吕叔湘先生对国外语言学的引进作过这样的评论（见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序》）。而且，“他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见沈家煊：《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王宗炎先生在1995年如是说。另外一位先生许国璋说过类似的话，在我的记忆中，有两次。一次见于《许国璋论语言》自序：“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另一次见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刘润清，1995/1）：“他欢迎引进，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
于是，1995年底我得到清华大学出版社支持，开始写作《汉语文化语用学》*来。因为有十年的思考垫底，很快就在1996年7月初旬，七个章节基本完稿。主体的东西是语境干涉话语、附着于人的符号束参与话语、智力干涉话语、语用原则与策略、语用的体现关系等等。写完之后，把这几个主体部分打通一看，特别是将语境干涉、语用策略和功能不完备原理串起来深入地思考，却发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首先是语境体系和人文网络的挂钩，然后发现语用策略的驱动力竟然全是非语言因素，再后就得到了“功能不完备原理”的说明，最后得到的思考结果便是本文的题目：语用学可以叫做人文网络言语学。几乎是一气呵成就把这个发现加写成了该书的第八章──虽然很短，却可能是个重要的东西。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建立在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用学基本上是以“符号与说话人的关系”为语用学定义的出发点。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定义，如耶夫.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 ）的语言适应论（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1987）。他提出， “语用学应定义为对语言（任何一个方面）的功能性综观”（ a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 any aspect of ) language）。这样的一些定义，各有见仁见智的概括。但蹊巧的是，沿着这样的定义与几个特定的研究基本单元（如“言语行为”、“会话分析”等等）走，我啃了十多年，也发现不了语用学却原来是人文网络言语学。因为这样的定义不能将社会成分赫然突出在研究者面前。
但是，《汉语文化语用学》却不同了。它肯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有不同的语用原则与策略之后，发现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与说话人的智力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接二连三地发现了三个明晰的范畴：语境干涉、附着符号束的干涉与智力干涉。越是充分展开这三个范畴，越是清楚地看到语用学中的非语言成分：社会语境与语用策略（当然语言成分是依然存在的东西）。顺理成章的是，语用学应该有两种定义。窄式定义：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宽式定义：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这样的一套定义给了社会成分（如语境）充分的地位，为最后发现语用学就是社会人文网络言语学打下了基础。
*《汉语文化语用学》，钱冠连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2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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