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论与中国语言学家

提要本文首先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讨论证伪论的现实由头（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有学术无学派），详细讨论什么是波普尔的证伪论，分析证伪论为何长于重大的理论创造，指出证伪论为何尤其对中国语言学家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的真谛不在于它提出了假设被证实，而在于被证据反驳。”

我国语言学家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外语界还多了一点：拒绝非功利性语言理论[1] 钱冠连 2000 ），学派、流派意识淡薄以至于长期维持有学术而无学派的现状。这两个估计是本文作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证伪论（falsification）的现实的迫切的由头。

第一个估计中所谓“不热衷于成体系的理论创造”，当然不会是说我国语言学家里连理论体系也没有。以汉语语法体系而言，早一点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以及最近推出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是语法理论的例子。我说的“不热衷”云云，指的是我国尚无具有向国外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理论。而且，就我的记忆而言，1949年以后，相当多的学者不习惯于追求成体系的理论创造，而且，老一代的语言学者里对中青年追求理论体系的苗头，一般持否定甚至严峻批判态度。可为我这样的估计做佐证的，至少有邢福义：“理论解释的加强，有赖于两个方面：……二、创建自己的理论。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不排除接受国外的理论启示，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一套能够充实和发展普通语法学的理论，一套在学术交往中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从今往后，这将成为我国语法学者的一种抱负和追求。”（邢福义 2000：95）请注意：总结出一套“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只是“抱负和追求”，还不是现实。另一方面，外语学者中，主体队伍是没有自己的成体系的语言理论创造的，他们现在尚未走出引进、解释与评介的忙碌之中。这种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后，并未以此“月”（不断出现的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借鉴的起点，创造自己的理论，实在发人深省。

关于第二个估计，钱冠连（2002）曾指出过：“我不敢说汉语研究中最终没有形成学派、流派，但是汉语研究中的学派的形势不明朗，却是一个事实。”“以本文提出的学派标志（代表人物、成员、代表作、主要贡献、主要学术套路）而言，若问他（们）分别带出了一支什么样的核心队伍（这个队伍中都有些什么成员）？这个核心队伍的主要学术思路指向何处？围绕着这一学术套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相互有联系的作品？恐怕一下子很难说清楚，道明白。这种单个人著述辉煌，集团军（学派）阵线不明的现象，对中国语言学界肯定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让人扼腕长叹倒是有充分的理由。”（钱冠连　2002）可为我这样的估计作旁证的，有下面两位的论断。季羡林指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2] 这个断言的预设是：我们现在于世界语言学界还处于无声阶段。更清楚的断言是：“多少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差，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人低。在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新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彪炳宇内，煞是热闹。……然而，反观国内，则噤若寒蝉，一片寂静。”[3] 邢福义指出：“我国语法研究的深入，特别需要出现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只是说‘孕育’。学术派别的‘孕育’，必须经历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辈接一辈学者作坚持不懈的努力。”（邢福义 2000：102）很明显，“孕育学派”就是还没有出现学派。

为何会有这样两个估计的局面出现呢？这是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说来话长，原因复杂。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国语言学家片面地运用了逻辑推理：我们只重视归纳推理，不那么熟悉——尤其是不习惯运用——演绎推理。然而，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 Blackburn,S. 1994：136）、“科学发现的逻辑”（ Popper, K.R.1998，Blackburn,S. 1994：136）的证伪论认为，“科学的方法不是从积累的材料中机械地归纳出一般来，而是形成大胆假设，然后（此假设）服从严格的验证，这是一种猜想与被反驳之法（ a method of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4]）。”而“猜想与被反驳之法”，提出一个科学猜想或一个语言猜想，就需要演绎推理。而我们一直不大使用演绎推理，就等于拒绝了成体系的理论原创；既无重大的理论原创，何来学派与流派？因此透彻地了解证伪论，对于解除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僵持局面（有学术而无学派），对于改进我们的方法论（只爱归纳不爱演绎），就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证伪论具有工具性理论意义。什么是工具性理论？语言学家有各自主攻的对象，如句法、方言或者社会语言学，对这些对象（形而下）所形成的理论思考，构成了语言学家的对象性理论（形而上）。在掌握对象性理论的同时，语言学家往往自觉地掌握了——或者不明晰地感觉到有必要掌握——攻克对象性理论所需要的一些伴随性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像工具一样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把握对象。在产生对象性理论过程中所必要的伴随性的、辅助性的理论可称之为工具性理论（metaltheory）。这一概念的提出，受惠于“工具性语言”（metalanguage）的启示。这个问题将另文论述。仅仅就为了掌握一门有力的工具性理论来说，语言学家也应该详细地了解科学发现的逻辑：证伪论。

附注

[1] 拙文“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辩护 ——兼论语言理论的三分类”（钱冠连 2000）指出：非功利的语言理论，指的是不能应用于传授或学习一门外语的语言理论，不能直接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语言理论。

[2]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1998，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季羡林序言。

[3] 见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年版或者2002年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季羡林序言。

[4] 这里的refutations主要不是指提出猜想的人去驳斥别人，重要的是指接受未来所出现的反例的考验，被证伪，包括现在的自己以反例去反驳过去的自己，故译作“被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如果译成汉语使用者所喜欢的“猜想与反驳”，就可能被误为提出猜想者一门心思去驳斥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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